恰好这时推广凯恩斯主义的先锋阿尔文·汉森教授来到了哈佛，于是萨缪尔森在汉森的指导下，不但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并致力发展和应用这个学说。萨缪尔森承袭了汉森的“双重经济”观点，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称为“混合经济”。萨缪尔森解释道，市场经济是个精巧机构，它通过价格和市场，协调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时却会失灵，首先是由于缺乏“完全竞争”，因为“一切经济生产都是竞争成分和垄断成分的混合物。通行的方案是不完全竞争……”而当出现工业污染等超出市场范围的经济问题时，“看不见的手”不但无能为力，而且有可能把经济活动导入歧途。因此，政府必须出面促进效率、平等和稳定。“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所以，“混合经济”就是垄断与竞争、市场与政府调节的混合。政府就像一个日夜为子民操心的保姆，“当企业变成一头垄断的野猪时，防止它到处乱撞；当企业喷吐出来的浓烟威胁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就限制它们的活动。”

在萨缪尔森看来，混合经济是最好的，他优于任何一种体制，而且也比早期残酷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更“人道”、更公平、更有效率，资本主义制度仍是“理想制度”。这就使萨缪尔森经济学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混合经济”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综合，正因为萨缪尔森对这种体制推崇备至，他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才迅速得到统治阶层的赏识，一度成为御用理论。

跻身政界，做政府的经济顾问

再先进的理论一旦弃置不用也就失去了价值。经济学者体现自身价值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就是与政府合作，实现政界搭台，经济唱戏。萨缪尔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

在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实用的今天，经济学家涉足政界、投身政治运动，早已是很常见的事情，有的甚至参与竞选总理、参议员。萨缪尔森总的说来无意于仕途，而满足于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充当公司和政治家的经济顾问。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以及他的博学多才，使他成了一个众人关注的顾问。他不但为兰德这样的大公司所重视，而且担任了阿德莱·史蒂文森这些资深政治家的经济指导人。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把他请进了国家预算局，萨缪尔森因此跃居到政策制定者阶层。

在美国，萨缪尔森在把凯恩斯主义运用到制定国家政策上，还是带头人之一。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在凯恩斯看来，之所以发生危机、出现失业等现象，就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个不足又是由消费和投资不足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采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凯恩斯抨击了被认为是传统美德的节俭生活方式，认为消费才是应有的美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门徒，萨缪尔森吸收了这些观点。

1941-1943年间，萨缪尔森工作于国家资源计划局，负责战时的充分就业计划工作。根据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萨缪尔森感到战后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194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战后充分就业》的文章，表达了他的忧虑：政府将削减创造就业机会的军费开支，同时，参战的士兵将脱下军装加入就业队伍，这样就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造成经济萧条，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政策，从而可以缓解危机。虽然战后并没有发生他所预测的严重失业，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却没有发生变化。

后来，萨缪尔森进入了美国预算局，开始为政府出谋划策。最初，他的主张和汉森一样，支持“补偿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行“逆经济风向行事”。具体而言，在萧条时期，政府应有意识地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税收以刺激总需求，中央银行则应当放宽信贷、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减少财政税收，抑制总需求，而中央银行应紧缩信贷，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求得萧条与繁荣时期的平衡。萨缪尔森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数量并不会引起价格上涨。

1958年，经济发展委员会就美国未来经济发起了讨论，论题为“今后20年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经济问题是什么”的讨论中，萨缪尔森一语道破：“通货膨胀的威胁是最棘手的问题”。他写道：20世纪-美国的历史很大部分已是物价上涨的历史……通货膨胀本身是一个问题。但是对通货膨胀的合理的和歇斯底里的恐惧-完全在通货膨胀，并且害怕对通货膨胀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