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弈棋相似。托宾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托宾眼界大开的科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给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托宾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周围的同学朋友，托宾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各项问题。

凯恩斯所主导的经济学让托宾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他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之间。凯恩斯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鼓舞年轻人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修缮。托宾早已是罗斯福新政的热诚信徒，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做法。

满腔热忱，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

怀着对学术的热爱，托宾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了凯恩斯的新着。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主导者，当时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和他共事，并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托宾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

当时，哈佛大学已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前沿阵地，但资深的教授对凯尔斯理论大多怀有敌意，只有哈里斯教授是个例外。哈里斯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当时一位着名的经济学教授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一职。他就是汉森。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托宾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尤其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托宾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立即受益的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被化为货币银行学的科目之下。对托宾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托宾也成为汉森的至交。

托宾在哈佛的学士论文，主要集中在探讨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除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除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凯恩斯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