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第一份工作是教书，第一份职业对一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的，教师的职业和身份有些特殊，它不仅是职业，它还要求为人师表。显然，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毕飞宇是一个好老师，但他的天性似乎有些内向，而且有些压抑。他聊起自己的一件事：“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动手，容易打架。但是，当了教师，我这种行为就必须受到极大的控制，我担心被我的学生看见，那成什么样子？反过来说，我又是感谢教师这份职业的，我慢慢地变得有修养，有自制力了，这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受益。”

毫无疑问，能成为当今有影响的小说家，教师的职业对毕飞宇最大的帮助是锻炼了表达能力，他可以用清晰的、浅出的语言表达那些复杂的内容。他自己深有感触，以为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是重要的。

毕飞宇早年写过诗歌，学的是朦胧诗。朦胧诗让他学会了把浅显的事情说复杂，而当教师又要求他把复杂的事情说浅显，一来一去，表达能力就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洗礼。

关于盲人的小说并不多见，普通人对盲人有着太多的固定化、刻板化印象，总是在某个模板里来理解他们。毕飞宇小说中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这话，让人听着心里很不好受。作家想表达的应该是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毕飞宇说：“写作必须面对常识。有时候，你必须尊重常识，服从常识；有时候，你必须挑战常识，许多艺术上的、道德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突破都是从挑战常识开始的。关于残疾人，我们似乎也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和残疾人的自我认知之间有没有冲突？我们很少去操这个心。残疾人在身体上的障碍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内心和健全人有区别么？我看没有。还是我们的老祖宗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句话就说得更彻底了，我们得‘推己及人’。我们应如何去面对残疾人，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要问问自己：我是如何去对待自己的。”

当然，残疾人的问题是复杂的，并非永远不变，正如我们的人道主义呈现不是永远不变的。

《推拿》将盲人的心理写得细腻之至，极为鲜明，让人落泪。毕飞宇在揣摩他们的心理时显然费了一番功夫。

毕飞宇说：“《推拿》是我在仓促之间动手写的，这并不等于说我是盲目的，我有我的底气，这个底气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交往。我不会说我对每一个盲人都很了解，这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内心是怎样，我大致上可以把握。还有一点，写心理是需要想象力的，需要一个小说家去飞翔。我并没有觉得我在揣摩什么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小说家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他就有资格说，就是这样。”

笔者和他讨论小说的结局，认为很悲惨，有些宿命的意思。毕飞宇不同意这个说法，而是认为要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对于残疾人来说，悲剧不是一种宿命。

毕飞宇说：“我不认为残疾人的悲剧是宿命，他们只是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和困难。事实上，我所认识的残疾人大多是积极的，比我们这些健全人更积极。有一句话我说过许多遍了，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们的乐观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