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农民帝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不仅被书的内容所吸引，更被您酣畅沉郁的文笔打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创作这部小说？

蒋子龙：是农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和一个论断大家都耳熟能详——《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能不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新中国。中国的农民人数很多，在政治上却一直是个弱势群体。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邓小平称作“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这是因为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可承受，不解决就无法解决国家的全局问题。正如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况且我又熟悉农村，《农民帝国》的构思自然而然地就成形了。

唐：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设定书里郭存先这个人物的？老郭的命运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蒋子龙：当今社会郭存先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里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农民帝国”也不是只在郭家店才能形成，更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土皇上”，城里有些很“洋”的人，甚至是留洋回来的人，也有这种情结。不信看看那些被曝光的贪官，他们中一些人的言行活脱脱就是“土皇上”。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还瞧不起农民，这些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凝聚了我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思考和认识。

然而，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要破除旧有的束缚，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极端重要。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格外需要有勇气、有胆识和有创见的人物。事实也如此，许多条件相同的单位，甚至是同一个单位，因领导者不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几十年来这样的人物我接触得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1991年国家曾评选出500位杰出农民企业家，只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有一百多位倒台了，原因很复杂。后来媒体就不再跟踪报道这类事情了，到现在我估计顶多还剩下几十个乃至几个。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群体，跟我的经历和文学兴趣有关，我做过企业的管理者，是企业和乡村成就我的文学梦，梦里情景自然就是自己最关心的事物。

唐：郭存先从一个朴实的农民，一个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最后变成了完全另外的一种人。您希望从他身上，给读者什么启迪？

蒋子龙：所谓农民的“帝国”，更像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像个君王，喜欢称王称霸，骨子里却虚弱得很。在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现代农民的“脱贫致富”，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但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穷得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了如果压不住，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不是钱很多吗？美国是最有钱的国家，大富翁也很多，于是钱就多得闹事，而且是闹大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危害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