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艾丰评传》称您生性狂放率真，您认为，这种性格在中国适合做报人吗？

艾丰：记者主要的工作方式是社会交往，与人交往的重要条件是取得对方的信任。而狂放率真或者平常说的诚信开朗是交往的基础。人家觉得你信得过，才会把情况告诉你。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是适合的。当然，在工作中，这种性格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做一些调整，不可变成随意甚至放纵。

记者：您做记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艾丰：你的报道和你的工作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并获得了大家的承认。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权、利、名都是可以看作奖赏，但都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事业本身。

记者：您有一句名言，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您若是总理，打算怎样彻底解决权力介入市场的问题？

艾丰：对“权力介入市场”这个说法要分析，不是一概反对。“权力介入市场”，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应该做到的。比如政府要制定经济法律法规，就是一种介入，再比如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一种介入，这些都是需要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恰当定位和职能，分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中的主要界限是：政府主要作用于宏观，而不要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裁判员不能当运动员。一般说来，“审批经济”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审批往往是直接作用于微观，你一批，他就能赚许多钱，极容易产生腐败。

在明确总原则的前提下，具体从以下五方面着手：一、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给政府职能以恰当的定位。二、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三、对制度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和处理。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和方法。监督应该包括效率和清廉两个方面。四、畅通由下而上的信息渠道，群众的意见能够及时反映上来，并得到恰当的处理。不要把上访当作不正常的现象，而应该作为常规的问题来对待。五、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群众监督，也有由上而下监督的功能，而且，这种监督是受到社会监督的监督，因为它是公开进行的，不是暗箱操作。

记者：据调查，目前，一些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看到改革一词时，第一反应是有些抵触。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您所说的“两恨文化”？

艾丰：这是因为改革的宏观效用和微观差异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改革从总体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点大家都承认，但这是宏观的。从微观上看，由于改革是机制和利益的调整和变革，虽然总体水平都有提高，但每个人从中受益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打破了过去的大锅饭，引入了市场机制，差别就出现了。有的人受益快、受益多，有的人受益慢、受益少。慢的、少的，即使比过去提高了，但和快的、多的一比，也会认为自己少了，矛盾由此而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认识和政策来对待这个问题。

我说的“两恨文化”是指“恨富人、恨能人”的文化理念。如果用这种文化对待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造成因否定改革而造成的历史倒退。我们需要做的是：一、首先要承认这种差异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这种差异是有进步作用的。差别是发展的动力，差别是发展的形式。“无差别境界”就意味着停滞。“不患寡，患不均”是片面的。首先把财富创造出来，而后才是分配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历史的现实。二、在这个前提下，重视分配问题，重视分配的反作用，重视财富的社会效应，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三、我们要做的不能像过去那样“杀富济贫”，而应该“支富济贫”。茅于轼先生说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四、我们要实现的或者只能实现的是有差别的和谐，而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