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建筑商对于使欧洲城市成为典雅及壮观的中心颇有贡献。和那些曾经审慎地设计帝国时期的巴黎、教会时期的罗马，以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公共空间的前辈不同，19世纪的城市建筑商——以适合于这个中产阶级繁荣兴盛的世纪的方式——使得对不动产的投机最大程度地发展；而除了位于老城中心西部或逆风地带的新型豪宅区外，他们几乎不进行任何城市规划。在少数规划妥当的工程中，包括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截断了贫民窟的巴黎新林荫大道。另外，维也纳的旧城墙在1858年初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辽阔的、有着歌剧院与雅致咖啡厅的环城大道（Ringstasse）。那些几乎没有规划的工程则包括柏林的新商业大道，如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以及那些建在首都西部、原为松木林区及马铃薯田地的利润丰厚的别墅。难怪20世纪初期，欧洲人对他们的城市会充满矛盾的情绪。批评城市的人不仅指出城市贫民窟的肮脏污秽，而且也提出渐趋冷漠的风气以及目和意义的丧失，扼杀了很多的城市人。在19世纪的小说里，移居城市的主题频繁出现，而虚构的城市移民的悲惨遭遇，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典型或许是司汤达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 1831）里的于连。越来越有预谋的风流韵事，使他最后到了巴黎，并且因为试图杀害他的情妇而被处死刑。事实上，在数以百万迁入城市的欧洲人中，有很多人得到的确实只是道德沦丧、孤单寂寞以及穷困潦倒的生活；尽管社会评论家痛惜城市的穷困，保守势力也抨击城市是拥挤且充斥了无根的世界文明的地方。巴莱斯（Maurice Barrès）的法国小说《无根浮萍》（The Uprooted， 1897）中的男主角，在巴黎堕落，并犯下谋杀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社会评论家斯宾格勒悲叹：

取代那些真正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人们的，还有一种新的流浪者，他们四处流动，极不稳定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寄生的城市居民，没有传统，平凡乏味，没有宗教信仰，聪明但不切实际，他们根本瞧不起乡下人，尤其是那些地位崇高的人——乡绅。①

在高贵辉煌的外表下，城市似乎也使很多人感到贫乏：

虚幻的城市啊，

在冬日拂晓的褐色晨雾中，

人群流过伦敦桥，有这么多人啊，

我不曾想过死神曾经放过这么多人吶，

轻轻发出微弱稀少的叹息，

人人都定睛于自己的脚前。②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期，欧洲城市的魅力依然令人难以抵挡。1900年，参观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人潮就将近5100万，超过法国的总人口数。数以百万计的人不断涌入城市：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来城市打天下，因为城市提供远比乡间更多的致富与出名的机会；农村的穷人进城，因为即使是不好的工作也聊胜于无；那些惹麻烦上身的人，也为了隐匿身份而躲进了城市。艺术家们盛赞城市的多样性与刺激性，如同他们的前辈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19世纪60年代所说的，城市是一个“热闹又孤单”的地方，是一个“生命力可以尽情奔放”的地方，是一个会让人陶醉于“纸醉金迷”的世界，在这里灵魂可以“带着所有的诗意与博爱完全解放”。① 没有城市，我们无从想象欧洲人的创造力将从何而来。

东欧的乡村生活

渡过易北河进入东欧的旅人，将进入一个与高效的商业农场、大多已城市化的西欧和北欧迥然不同的世界。贵族拥有一望无际的辽阔土地，它们由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懒散地耕作。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s）在波兰拥有50万英亩的土地；伊斯特海兹家族（Esterhàzys）在匈牙利拥有75万英亩的土地。1895年时，4000个大地主拥有匈牙利约1/3的土地。② 俄国的贵族与绅士，即使在19世纪末因为将土地卖给中产阶级的买主而大量流失土地，依然拥有约14%的土地；而沙皇家族单独拥有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1%的土地。③ 南欧也有相同的情况。南意大利与南西班牙主要是大庄园或大农庄。占总人口2%的人，拥有南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Andalusia）66.5%的土地。④小士绅阶级与新兴的中产阶级富人，尽可能仿效大地主的生活方式。地主在他们的土地上所行使的社会与经济统治，远超过地方政府机关。

1914年时，东欧与南欧的农耕效率非常差。有1/3的俄国农民依然没有铁犁。古老的三圃制（three-crop rotation system）使大部分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在世纪之交，俄国的农民每英亩地约生产8.9蒲氏耳春麦，但是德国的农民可以生产27.5蒲氏耳，而英国的农场主则可收成35.4蒲氏耳。⑤ 在安达卢西亚，大片土地被划作养牛场或狩猎区。虽然不借助现代工具而依赖大量人力进行季节性的工作，但还是有非常多东欧与南欧的农民未充分就业。农民们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独立家庭农场占统治地位的西欧与北欧，拥有土地的农场主是可以平衡19世纪末期的城市动乱与工潮的保守势力。不过，在东欧与南欧，大批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却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引发动荡局势的火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