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大战前夕，热衷选举的社会主义者对欧洲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当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改革者联合起来之时，就会立法制订重要的社会改革方案。1911年时，英国的工党与自由党联合投票制订了劳工保险计划。但是对很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迅速成长，是一道暴风雨前的闪电，照亮了政治天空。在德国议会里，势力庞大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拒绝按照传统唱颂欢迎词“皇帝万岁！”，而皇帝则公开指称他们的领袖为民族大敌。1914年爆发的战争中断了一场正在酝酿的战斗，即传统上崇尚建立议会制度的欧洲自由主义者，是否能够容忍马克思主义者把持这些机构。

民族主义

1914年的欧洲，民族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能撼动人心，有很多工人参与其中。人民主权的观念很容易导向“人民不应该只拥有最高统治权，而且也应该是个热诚的公民”的概念。1789年以后的西欧，民族忠诚的思想促成了庞大的、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国大革命中热情的国民军，只是民族主义把枪口对准贵族与教士的传统国际主义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民族主义自法国向外蔓延，鼓舞那些遍布欧洲各地的使用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在以前不过是蕞尔小国的地方，在19世纪中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司汤达的小说《帕尔玛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1839）中，年轻的意大利人法布里奇奥（Fabrizio）希望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因为他认为皇帝代表伟大的民族国家对落后地区如帕尔玛公国（Duchy of Parma）的胜利。1848年，德国的革命者也同样蔑视三十几个曾在拿破仑战役中幸存的日耳曼公国。

1871年，德国与意大利统一后，教育的普及与大众传播，为西欧的新旧国家提供了培养更具同质性而且更忠诚的公民的方法。西欧国家通常利用普及的教育来肃清地区方言，并且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威尔士人与说普罗旺斯语和各种日耳曼方言的人，被融合进更大的群体里；欧洲地图所显示的国家划分，能确实反映这种日益增加的文化同质。新城市里那些与传统断绝关系的居民需要某种情感寄托，他们对游行与爱国演说反应热烈。因此，在1914年时，民族主义有助于强化西欧列强国家的同质性。

相形之下，在东欧，对那些使用数种语言的奥匈帝国、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等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它们即将崩溃的征兆。长期被压迫的民族（如捷克人、波兰人与匈牙利人），以及其他不曾建国的民族（如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的价值，因而扭转了朝单一国家语言发展的趋势。举例来说，捷克的历史学家巴拉茨基（Franti?觢ek Palack?伥）在1836年时被迫以东欧普遍使用的德文，出版自己开创性的捷克人史书——《波西米亚史》，直到1848年才出版捷克文版。这种重新发现的民族忠诚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separatist movements）。1913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几乎将它所有的欧洲领土都输给了新兴的民族——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与罗马尼亚人——仅剩下几平方英里的土地。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奥匈帝国在1867年时建立了“二元帝国”，同意赋予匈牙利人特殊地位，由约瑟夫皇帝身兼奥地利皇帝与匈牙利国王的身份，同时统治奥地利与匈牙利，不过两国各自打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是，匈牙利人在取得了民族特权之后就不再妥协，拒绝让哈布斯堡王国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如捷克人、波兰人与南斯拉夫人拥有相同的权利。但是这种拒绝只是加剧了那些少数民族对民族自治的渴望，最后甚至驱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过自治而要求完全独立。

帝国中受到威胁的统治民族，也以加强自己的民族情感来响应。泛日耳曼主义者梦想让德意志帝国统一东欧所有说日耳曼语的民族。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重申他们反西方教义的古老传统，并且梦想将所有的斯拉夫人纳入神圣的俄罗斯母亲的保护之下；巴尔干半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既想要统一，也想要独立。努力使1908年开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泛土耳其主义者，想要重新恢复曾在中亚取得的土地，并且统一由重新复苏的奥斯曼帝国统治。

因此，东欧的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增强现有国家的力量，反而腐蚀甚至取代了民族对统一多民族的帝国王朝的忠诚。席卷而来的民族分离主义（ethnic separatism）浪潮淹没了19世纪的东欧：19世纪20年代，希腊发动了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1848年与1863年，波兰展开对俄国的反抗；1875年到1887年间，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起兵反抗奥斯曼帝国；以及1912到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叫嚷着独立。在这些情况下，当1899年奥地利议会因捷克族与日耳曼族的下议院议员要求学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权而瘫痪之时，多民族帝国里的议会民主只是让这些喧嚷着想要独立的民族拥有了更多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