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传承的信念

自由主义

在20世纪初，很多欧洲人——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或追求中产阶级地位的人——都承认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价值观。①18世纪末期的法国哲学家与19世纪初期进步的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是首先系统地阐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但是他们的英勇战斗早已在1900年以前结束，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不言而喻的普遍性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世界是完全可知的。宇宙是一个有条理的物质系统，依据既定的规则运转；科学家们将一点一点地揭露这些规则的运作细节。牛顿爵士（1642—1727）的发现生动地表达了这个观点，用万有引力定律既可以说明苹果掉落的现象，也可以说明行星运行的轨道；18世纪哲学家（如伏尔泰）的努力使这个观点更加普及，到了19世纪时则因为科学进步所发现的证据而盛行一时。

第二个假设是，人类生来就有能力完全了解井然有序的宇宙。人类拥有一种固有的内在特性，也就是“理性”。当教育将理性从迷信的黑暗束缚之中释放出来时，就可以认清客观真理；如果经过充分的说明，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一客观真理。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在《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一书中所述：

整体而言，拥有理性见解与理性行为的人占有优势……（这）属于人类心灵的特性，……也就是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人类有能力借助讨论与体验来改正自己的错误……错误的观点与行为会渐渐地屈服于事实与论证……只要辩论的竞技场始终开放，我们就可以指望，若有更正确的真理存在，那么当人类的心灵有能力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①

穆勒于1873年去世，但是他那深思熟虑的愿望，亦即自由讨论可以使人更加接近真理的看法，则在1900年时广受认同。

从这两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原理，衍生出自由主义实践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的基本武器是教育。教育的基本职责，是让所有的人从阻碍个人能力完全发展的宗教迷信，以及与生俱来的社会差别之中获得自由，因此，19世纪末欧洲的中产阶级，努力争取普遍、世俗以及免费的初等教育。19世纪80年代，西欧就已经实施义务初等教育，甚至主张独裁政治的沙俄，在1913年时也以此作为努力的目标，尽管俄国大部分地区和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一样，依然充斥着文盲。

一旦个人的理性因为教育而获得解放，个人就能蜕变成一个公民——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发明的词，是用来表达在自由社会里、具有同样理性的人们所拥有的相同成员身份。公民应该要参与政治决策，而不是政治煽动或偏见的玩物，也因此，在19世纪时，由于读书识字比较普遍，欧洲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转而赞同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理想的自由主义国家里的公民，应该享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待遇，而且也应该拥有相同的机会进入与其才能相称的职场工作；因此，和谐的公民社会将自然产生，国家只需要配置最低限度的机构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必须注意的是，对很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公民权属于公共空间，因此属于男人的世界；女性拥有的只是家务与家庭的私人空间。②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假设，理性的人用来谋求开明的自我利益的方式与自然无比和谐，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能得益。“经济人”是指从事商业活动的理性人类，只要摆脱愚笨的国家干预，他们就可以用前所未有的低价生产前所未有的优质产品，进而服务社会以及他们自己。他们会自行修正工作、薪资或价格上的暂时性失调，犹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他们——这是借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以及他19世纪的支持者喜欢使用的说法。当然，1914年的欧洲并没有实施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企业家希望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对抗外国的竞争以及有组织的工人。但是在1914年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依然反对关税及商业卡特尔，企图说服人们相信自动调节的全球自由贸易制度是通往廉价和富足的最有效路径。

19世纪出色的科学与技术成就、识字能力的迅速普及、政治自由的扩展与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燃起了人类无限接近完美的希望。法国诗人雨果曾于1859年在观看气球升空的情景后，描述它代表“向天国迈进的伟大热忱”（the great élan of progress toward the heavens）。

迈向神，纯净的未来，迈向美德，

迈向呼唤我们的科学，

迈向罪恶的终点，迈向宽厚的饶恕，

迈向富饶、和平与欢笑和一个幸福的人类。①

雨果的诗暗示了人类对天空的主宰，将以新的人类和谐的20世纪世界，取代那个有着“语言差异、理性差异、法律差异、习俗差异”的旧世界。“如此广阔的天空将废除国家”，直到1895年，法国科学家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依然宣称他信仰19世纪实证主义者的梦想，即科学的确定性将扩展到人类知识的每个层面，不只改善人类的物质世界，也会提升人类的伦理道德。“科学的普遍胜利，将保证人类能够拥有一切可能的幸福与美德。”②

但是在欧洲人开始掌控天空时——在第一架简易飞机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首次成功飞行之后仅仅6年，法国人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就于1909年飞越英吉利海峡——人们开始对雨果那通过飞行达到人类和谐的梦想产生高度的怀疑。科学似乎有可能像支持和平制造者般偏爱战争制造者，或者像容忍“幸福与美德”般容忍人类的懒散与颓废，而威尔斯（H.G. Wells）在他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1898）与《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中曾经带给人未来会有“幸福与美德”之类的憧憬。美国散文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曾于1900年造访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机械展示会，并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