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反革命民团主义

1919年9月，慕尼黑已经变成激进的极右团体和愤怒的民族主义者聚集之处。慕尼黑的局势波诡云谲：在1919年4月时，曾经随着苏维埃共和国摆到最左；然后在1919年5月初，又因为巴伐利亚苏维埃被军队和艾普（Franz Ritter von Epp）将军的自由团摧毁，而转向最右。武装部队暂时将政权交给自1918年11月以来，就一直在巴伐利亚掌权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但是，很多军官却蔑视屈服于《凡尔赛条约》的新共和国。

因为对共和国充满敌意，自由团的表现激昂甚至无法无天。如前文所述，在临时政府①的社会民主党员（如艾伯特与诺斯克）的默许下，1918年12月，总参谋部组织志愿军，协助控制柏林。在失业人口以及大量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退伍军人之中，不难找到愿意加入自由团的人。1919年，自由团在柏林、莱比锡（Leipzig）与慕尼黑镇压劳工暴动的经验，刺激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情绪，那些曾于1919年和1920年坚守波罗的海边境、对抗苏俄的德国人认为，反社会主义和保卫国家领土是一回事。自由团混合了战前德国健行社（German hiking clubs；飘鸟运动〔Wanderv?觟gel〕）里中产阶级青年的反资产阶级心理、战时“前线战士”的强硬作风，以及战后在波罗的海或被革命者占领的城市街道上进行的“拯救德国运动”的心态等，对共和国十分不利。

这些新的敌人无法正面击垮魏玛共和国。1920年3月，他们曾经试图用“卡普暴动”推翻魏玛共和国。当共和国企图遣散某些自由团部队时，其中一个曾经在1919年5月协助“扫荡”慕尼黑的分队——埃尔哈特旅（Erhardt Brigade）发动兵变，并且配戴着纳粹党徽的标志进军柏林。有权势又反对共和国的军官和文官，例如1917年曾经协助成立祖国党（Fatherland Party）的普鲁士官员沃尔夫冈·卡普（Wlofgang Kapp），希望利用埃尔哈特旅的士兵逼政府下台。当军队总司令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拒绝下令采取行动对抗埃尔哈特旅以免使部队分裂时，政府决定撤离，把柏林让给叛军。但是，在有份量的文官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且爆发了德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导致经济瘫痪的情况下，卡普组成新政府的企图失败。四天后，卡普出逃，魏玛共和国重回柏林执掌政权。

慕尼黑的地方军队指挥官推翻了社会民主党的巴伐利亚州政府，并且成立一个由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领导的较温顺的民族主义州政府。卡尔是保守的巴伐利亚自治权支持者。20世纪20年代初，早期的魏玛共和国中的“自治权”，意味着一种不贯彻执行联邦政府控制暴动者权利的努力。因为共和国的领袖已经选择将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范围内重建军队的重任，交给塞克特将军，所以这些“自治权”的努力相当贫弱。1920年3月，塞克特将军以政治“中立”为名让埃尔哈特旅进入柏林。在慕尼黑，军队甚至不需伪装其中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