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左翼联盟的选举，让我们有机会见识这个政治局的运作。新任总理是两次大战期间担任激进党领袖、但在第三共和国晚期转为非社会主义左派分子的赫里欧。赫里欧品德高尚，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有很多著作，包括贝多芬〔Beethoven〕与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觕l〕的传记）；担任里昂（Lyon）市长时积极提供市政的社会服务，真诚地关心政治自由。此外，赫里欧也是一位绝顶高明的议会谈判家，身材魁梧的他经常进出里昂与巴黎的咖啡厅与餐厅。

赫里欧在法国总理任内（1924年6月到1925年4月）的成就，展现在左翼联盟有能力做出具决定性行动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1924年时，赫里欧协同麦克唐纳与施特雷泽曼对国际和解的贡献。②他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并且开始退出罗马教廷（Holy See）。法国消除了教会在公立中小学的影响，相关法令也延伸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当19世纪80年代通过上述法令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不属于法国领土）。赫里欧也推行法国优秀公立高中的民主化运动，反军国主义、反教权主义、扩大个人受教育的机会——这是让法国激进党也深感满意的共同领域。③

不幸的是，左翼联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经济与财政问题。法国曾经寄望能利用德国的赔款来偿还战时的债务，也曾经寄望能利用德国的赔款来补贴战后重建所需的庞大费用。战后重建的庞大费用，使法国的预算始终处于赤字的状态。但是赫里欧对占领鲁尔的清算显示，法国可能永远无法从德国榨取大量的金钱。自从解除战时的经济管制以来，猛烈的通货膨胀就已经失去控制。不信任赫里欧的法国保守派人士，对于法郎在国际上的价值已经失去信心。持有法郎的人开始卖出法郎，买入黄金和其他货币，造成“法郎挤兑”。与此同时，金融界与法国银行也对赫里欧施压，要求他平衡财政预算。最后，法国银行甚至拒绝借款给政府周转。

赫里欧和激进党总是指责保守派的金融业者筑起“钱墙”（wall of money）来对抗共和国。这是激进党典型的夸饰言辞，也是“小人物”对庞大的经济力量所抱持的猜疑。当然，保守派人士对赫里欧的敌意，无疑也对“法郎挤兑”推波助澜。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法国人民拒绝利用课税来支持战争与重建费用，以及憎恶激进党管理国家的做法。正如1924年时的英国一般，倾向左派意味着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战时的管制是一段令人深感不快的回忆。除了提议大幅提高所得税以外，法国社会党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政府干预毫无兴趣。激进党倾向于支持经济的自我调节，所以赫里欧不愿执行可能有助于平衡预算并稳定法郎的提高税收与货币管制策略。

法国在赫里欧于1925年4月下台之后接下来的十五个月中，历经七任内阁。正当激进党感到没有社会党的参与，他们的路线就可以向比较中间的政党联盟靠拢时，法国通货膨胀飞升，而法郎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已经贬值到战前价值的1/10左右。

彭加勒：回归“常态”

最后，法国终于在严谨的彭加勒身上找到了20年代晚期的“常态”。1924年时因为占领鲁尔而被排挤的彭加勒，在1926年以国家财政救星的身份重回政府。他个人的廉洁与严格的守法精神，让那些惊恐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存款在永无止境、不断飙升的通货膨胀中蒸发不见的人民感到心安。甚至在彭加勒还来不及做些什么之前，投资人就已经开始买回法郎，经济也再度复苏。虽然大部分是因为安全感，但是部分也是因为政府采取紧缩开支与审慎管理的传统保守的救市方法，这一切使彭加勒得以于1928年时让法郎的价值回升到战前国际价值的1/5。也就在那时，彭加勒恢复了国际金本位制。从1807年到1914年，“拿破仑法郎”始终是稳固的经济靠山，是法国的中产阶级赖以安居乐业的基石。但当时法郎的地位已经因为战争而松动，而且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破坏。1928年，“拿破仑法郎”已经为“彭加勒法郎”所取代，中产阶级开始看见复苏安定世界的曙光。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薪资支付战争的费用，所以甚至在1929年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法国中产阶级的意识里依然留有一道一触就痛的伤口。法郎绝不能再受到伤害，法国也绝不能再卷入另一场战争，因为战争所付出的黄金与鲜血，代价如此庞大。

彭加勒内阁是第三共和国中“在位”最久的内阁（1926年7月到1929年7月），他把20年代晚期法国版的常态具体化。彭加勒内阁以签订《洛迦诺公约》的白里安出任外交部长，确定以和解与终止危险的外交对抗的路线，取代1922年到1924年间赫里欧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在国内，恢复金本位制及平衡的财政预算，似乎让人感到经济确实已经再度复兴。战时的管制与短缺以及战后的混乱，似乎已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