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我们发现这次大罢工似乎是一个结束而不是个开始。罢工的领导者们始终只是打算以罢工作为操纵谈判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步骤。英国全国总工会甚至使用“全国罢工”这个名词来称呼本次的罢工事件，而不是以往工团主义者所使用、暗含以劳工联盟取代政府的意义的“全面罢工”这个名词。和战后不久在克莱德河沿岸地区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不同，1926年的罢工不曾出现僭越政府职能的苏维埃或罢工委员会。虽然劳资双方以及由政府和大学生所组织的反罢工者，都曾出现一些暴力行动，但是没有致人死亡。凡此种种都让人明白，当时保守的新闻界所发布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细菌”歇斯底里的恐惧，以及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丘吉尔对罢工那“只有推翻议会制政府或取得决定性胜利才会停止”①的可怕预言，其实只是杞人忧天。

大罢工对政府的影响是，在1927年制订新的法令禁止赞同罢工，并且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这是由于有些保守党党员谴责苏联曾经发放救济金给矿工所致）。在英国全国总工会这一方面，因为这次的罢工，英国的工会运动终于补偿它在资金与会员人数方面的损失；实际上也加强了它在现存的英国社会体制中集体谈判的能力。不过历史并未记载矿工个体与他们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

20年代晚期的英国显然是个和平繁荣的国家。但是虽已恢复常态的外表，却掩藏不住英国为应对他们已经下滑的世界经济地位所做的不适当调整。

8.3 法　国

在彭加勒内阁对德国的强硬路线因为占领鲁尔而信誉尽失之后，法国的选民在1924年5月的选举中，让温和的左派政党联盟取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是法国议会中激进党（Radicals）与改良派社会党这两大主要的左派政党所组成的选举联盟。

左翼联盟

因为可以为两次大战期间，法国第三共和国那表面上错综复杂的政治活动提供解题之钥，所以我们绝对有理由彻底地检视这个政党联盟。习惯措辞谨慎的政治词汇的美国读者，可能会被这些拉丁语政党所使用的热情标签误导。法国激进党（Franch Radical Praty）是19世纪60年代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激进分子的正统继承人：他们强硬主张普遍选举权、议会的权力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普及免费自由普遍的中等教育、废除天主教教堂的国教制度和以民兵取代职业军人。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有些激进党员赞成征收所得税的提案，但是这个政党通常并不赞成国家干预经济。1905年，随着法国的政教分离，激进党的党纲实际上都已经实现。激进党依然是法国“小人物”主要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反教权主义（antielerical）、主张政治上人人平等、赞成自由放任的经济、对法国大革命抱有伤感，当共和国受到主教、将军或贵族们的威胁时，随时准备起来保卫共和国（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有类似的反教权主义、支持民主的小资产政党）。

左翼联盟的另一半是法国社会党（Farch Socialist Party，SFIO，或者〔第二〕工人国际法国分部French Section of the 〔Second〕 Workers’ International）。这是在1920年大部分社会党党员投票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后，法国议会中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政党。1924年，法国社会党回归自己的路线，成为议会中另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虽然他们名义上忠于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社会主义，以及最终将发生的劳工革命，但是法国社会党却赋予议会制共和政体极高的存在价值，认为这是向上述目标前进的第一步。法国社会党愿意在选举期间与激进党合作，以防止右派政党大获全胜，但是除非他们自己取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且有能力制订社会主义法令，否则他们不愿意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

此外，左派政党的结盟基础是，保卫第三共和以对抗支持教权主义或君主主义的右派敌人。左翼联盟是1924年时于世纪交替之际，因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9-1906）而组成的激进党——社会党联盟。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支持教权主义者与军官似乎意图利用此事件来破坏法国的宪政体制，而不仅限于放任军事法庭利用子虚乌有的指控、误审犹太上尉德雷福斯叛国罪一案上。对政治家而言，在瓜分左派选票的危险性胜过一切的选举期间内，这种结盟可说是表现得合作无间。激进党和社会党都承诺，无论他们之中哪位候选人在决胜选举中领先，他们都会支持此人。①两次大战期间的五次选举中，这种“共和政体纪律”让改良派的左倾分子三次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1924年、1932年与1936年）。

一旦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激进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众议员在合作制订政治纲领时，就出现了问题。在政治自由、免费教育、反教权主义与反军国主义（antimilitarism）方面，他们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处理经济议题时，激进党的小资产倾向与法国社会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冲突。因此，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段期间，激进党的中枢很容易回转而向中间派的政党联盟靠拢。结果造成议会的多数派始终不够稳定的现象，是美国政治学家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称第三共和国“僵局”的重要因素，第三共和国僵化的政治体制与法国经济进步缓慢及普遍的低出生率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