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魏玛共和国从1923年的垮台边缘挣扎而起，转进一段平静的岁月。在政治上，它持续向右偏斜。1925年，当艾伯特总统去世之时，这个原属于社会民主党有职位，就被普鲁士战争的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所取代。虽然其他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总计超过半数，但是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覿lmann），却从中间派共和主义候选人马克斯（Wilhelm Marx）手中取得决定性的选票，这是因左派分裂而导致的后果。1927年时，因为纳入党报与地区领袖都不断要求以国王或独裁者，来取代共和政体的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党员，使政府的多数派更进一步向右派靠拢。左派人士赢得了1928年的选举，但是新任的社会民主党总理穆勒只能借助“大联盟”来治理国家。

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热度确实下降不少。早期的暗杀事件现在已经不再出现，而由愤怒的退役军人与权力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街头帮派也比较少见。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被送进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服刑，并写下他的政治信条《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5年）。此时，个人自由多少得到保障，且柏林与巴黎也竞相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实验中心。魏玛共和国幸存下来了，但是在它那议会制政体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独力自主、支持权力主义的军官团，一批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联合集团，以及并未实际承诺政治自由的技术专家文官系统。如果议会政权在外交或经济事务上出现失败，那么那些有权势的组织就会将它抛在一旁，转而支持更有效率的政府。

8.5 东　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的新国家也如德国一般，多以自由主义模式为基础来制订宪法。人们期盼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影响。新政权是三个同步发生的自由主义胜利的产物：西方议会制的代表——大英帝国与法国——胜过独裁专制的同盟国；民族独立运动胜过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王朝；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利益，胜过1919年和1920年时东欧的布尔什维克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气氛里，民族独立与议会民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除了直到1929年为止，都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Croats，and Slovenes）为名的南斯拉夫以外，新国家（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实行共和政体。先前就已存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在20年代初期采用新的议会制宪政体制。匈牙利依然是由没有国王的摄政政府统治，而希腊则于1924年变成共和国（暂时）。这些国家所制订的新宪法大多采用法国、英国与美国的政治惯例。选民的范围远比以前广泛（匈牙利那有限的选举权是主要的例外）。

至少在理论上，20年代那十年，似乎是东欧政治民主的高峰。但是，东欧的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是从外国的土地移植过来的。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在“君权神授”论的右派君主政体，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广大、日渐增多的中产阶级的结盟之间，一连串长期而痛苦的冲突下逐渐发展成熟的。相比之下，在东欧受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支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东欧没有稳固、大量的中产阶级，大部分地区是农村。东欧很多地区如波兰、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的商人与专业人员，通常是日耳曼人或犹太人，因此与国内已经成形的民族运动之间关系紧张；只有捷克国内有着大量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中产阶级。

新国家的问题因为东欧那不成熟的议会制度而更加复杂。本国的领袖经验不足，而绝大部分的农民则不曾持续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约有3/4的人口依然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活动依然只是由少数人包揽。有些新的东欧宪法虽然增加了投票义务的条款，但是与其说是表达人民参与政治的先进观念，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对公民消极的参政态度的恐惧。

经济混乱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新国界突然切断了很多东欧人与他们习惯进行贸易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有很多要求土地改革与发展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声浪；通货膨胀几乎与德国一样悲惨。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放任的经济变得毫无意义。

东欧的自由主义实验必须与这个地区的两个基本特性妥协：农民的优势地位以及种族的多样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东欧的政权是坚挺还是衰败，取决于他们处理农业和民族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