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正在工厂干活的我得知邓小平拨乱反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时，把弟妹们正在用的课本抓过来，一头扑了进去——天天晚上看书到下半夜2点钟。那段时间，我几乎不知书本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考试结束了，熟悉我的人吓了一跳——小胖丫头掉了将近二十斤秤。那时，厂里的工人师傅对我真好：为了让我有充裕的时间看书，白天，他们把我锁在一间小屋里，并告诉其他人不要派活儿，也不要打搅我；考试发榜了，师傅们比我还急，几个人骑车一块儿去看榜；上学报到之前，师傅们高兴得和我一起栽了一棵槐树，算作纪念，还说：“你当老师了，我的儿子、孙子就交给你……”如今，想起这些，我内心的激动就难以言表。

当年填报志愿时，充满戏剧性。正赶上“伤痕文学”兴起，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横空出世。我一口气读完，小说中“坏孩子”宋宝琦的形象立刻和记忆中的小津、小云、胡勇叠加在一起。大脑皮层的英雄主义神经细胞顿时出现高度兴奋——我决定报考师范，“救救孩子”！

“好为人师”的天性似乎是上天经过拣选而早早注入到我的血脉里的。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我如愿以偿地做了高中教师。当了老师不久，我接手了一个谁都不要的“差生班”。那是1985年的事儿。学校文理分班，因为一些学生成绩差，被单独编班。这些“差生”多是在原班成绩倒数五六名的孩子。开学快两周了，这个“差生班”却没开课。因为没人愿意教这个班，领导正在急着找一些老师谈话。我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地要求做班主任。学校根本不指望这些孩子为升学率增光添彩，只要求他们能顺利毕业。为了证明“差生”也是金子，我把几岁的孩子扔给姥姥，吃、住在学校的简易房里，陪伴学生们直到高考结束。两年后的1987年，在那个录取率极其有限的年代里，当年的“差生班”中的三分之二学生考上了大学。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孩子有的成了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有的成了银行的行长，有的成了知名企业的部门高管，有的身处市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还有的被评为“五一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