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

从祖父对其经边思想形成过程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自己在经边实践中的探索，同时也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启发。他谈到：

“我还记得有个事实的刺激，启发了我的思想。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

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我后来找来阿沛?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中共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