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

如果问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号的时候，有什么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立刻会回忆起那栋小楼里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来自二楼上的经堂，来自经堂里点的酥油灯。

经堂里供着大小许多尊佛像，大概总有几十尊吧。墙上挂着多幅唐卡和紫红色、橙黄色的帷布。一进去，会有一种浓重的藏传佛教的气氛。

管理经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称她“法贤师”，我和哥哥叫她师傅，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她陈师傅。她是我们从重庆到成都以后到家里来的。她去发，一身佛袍，一来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来北京，在我家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位老人，小时候初见她的时候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后她离开我们回四川时也是这样。

陈师傅曾经是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奶奶带过来的保姆，她帮助抚养过幼年时的父亲。陈师傅在到奶奶娘家之前，有过一段出家为尼的经历，还俗后和一个戏班的小生结婚，父亲把她的丈夫叫陈大爷。父亲记得，当年住在成都方正街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有一所三间的宅子。陈师傅和陈大爷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孩子。当陈大爷决定再娶一房妻室的时候，陈师傅对爱情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她决心再次出家。这一次她离开成都到了拉萨，进了喇嘛教门，得号“法贤”。据父亲说，当时宗教界人士和祖父交往颇多，靖化广法寺的巴旺堪布还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陈师傅到拉萨修佛，可能就是巴旺堪布帮助介绍过去的。

陈师傅每天都要在经堂里念经、拜佛。她拜佛磕头要磕长头，即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下跪、匍匐、前额触地，然后再起来。她每回总要这样拜数十次才停歇。每年到父亲生日那天，她都要叫上哥哥和我，对佛像跪拜磕头，祝福远在北京的父亲、母亲平安。春节的早上，她则要求哥哥和我给祖父、祖母磕头。哥哥和我从小在祖父、祖母膝下长大，从来没有搞过这种传统仪式活动，陈师傅来家后搞的这个仪式，使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搞过两次后，祖父说：“算了，以后不必拜了。”这个仪式活动就此取消。到北京以后，父亲生日的磕头活动自然也就取消了。

祖父在家的时候，每天都要抽点时间静坐捻珠念佛，他有时把这叫“做功课”。他总是在他的卧室里进行此项活动，我从未见过他到经堂里念经拜佛。

在我幼年的心灵中，佛珠、念佛是祖父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要读书、做功课一样。我从来没有问过祖父，他念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祖父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对佛像顶礼膜拜，更没有要求我们去了解佛经的内容。如果把那些活动称为宗教活动，那么，宗教对我来说，仅仅是家庭生活氛围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故事，不是说教，它既没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也没有带给我思想上的碰撞。晚上，坐在坝子里，仰望幽远的夜空，我想到并且向大人问的是：天外面是什么？外面的外面又是什么？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令我难于理解而感神奇的是，世界怎么是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但是，我绝没有去想去问：在那幽远的地方，究竟是一个心灵在主宰还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万能的主宰？――像我后来在欧洲哲学史著作中读到的所谓本体论哲学讨论的那种“问题”，未在我幼年的心灵中萌动过。世界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说纯粹是从后来读到的书本上强加进来的，是一个并不能激发什么灵感和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