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我被噩梦惊醒过一回，腾地坐起来，睡眼惺忪的罗素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做的梦讲给她听，她安慰我说："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万喜良吓不着。"就像钱钟书的女儿常哄钱钟书那样似的，杨绛的书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早晨，我们步行到书店去，只当是散步。一路上，罗素都是闷闷不乐，还有意识地跟我保持着一臂距离。我就纳闷，我就想问究竟谁得罪她了，她只顾低头走路，碰见地上有个石子或有个易拉罐就一脚踢开，踢得很远很远。"你知道你夜里讲梦话都说些什么吗？"她质问我。我懵懵懂懂地摇摇头："不知道。""你一直在喊甜妞的名字！"

甜妞走后，仿佛石沉大海，再没了消息。三番两次给她打电话，总是关机或不在服务区，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不踏实，忐忑。我以为忐忑是汉文字中最为象形的两个字。如果谁要问我找她有什么事，我还真说不上来，没事，确实没事，我就是想打个电话，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像数学课上老师让我们做的加减乘除计算题。

我也想到去甜妞家问问情况，可是，又怕甜妞不乐意。甜妞烦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也烦她，她的父母却不烦她的妹妹，因为她的妹妹是他们亲生的，而她则是她的母亲改嫁时带过来的。

碰见一个跟甜妞有几分相像的女孩儿，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总是让我的情绪有所波动，许多沉睡的记忆就会醒来。罗素肯定不知道这些，我也肯定不会让罗素知道这些。我完了，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他妈的的唐璜了。

"喂，构思什么故事呢？"罗素看我走神，就用胳膊肘捅捅我。她的脸色已经由阴转晴，明朗得像人间四月天，根本看不出刚才她还拿石子或易拉罐出气呢。我不得不承认，她有很好的心理调节功能，而且，好像她刚刚还补过妆。"快去吧，那边有位中学教师要跟你谈谈邵洵美。"

"好的，就来就来。"我离开我的那把晚清红木八仙椅，起身迎了过去，透着那么一股子生意人的热情和一见如故，心里却骂道：谈什么邵洵美，谈你个头！

中学教师说他很喜欢邵洵美的诗，喜欢他的彻底唯美。他说他的，给他个耳朵就是了，反正我对那个姓邵的没兴趣，倒是对他的那个美国太太充满了好奇：她跟邵洵美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写了一本《我的中国丈夫》，居然挺畅销，以后再嫁了一个英国人，又写了一本《我的英国丈夫》，也挺畅销。我想，如果她要嫁给本·拉登，写一本《我的阿富汗丈夫》，一定会更畅销。

陪中学教师足足聊了两个钟头，他才买了两本书，似乎有点儿不划算，赔了，但并不妨碍我笑容满面地送他出门，笑容满面地与他道别，这也是职业道德之一种。罗素一脸坏笑地递给我一杯水，"渴了吧，喝水，说了这么多的话。"我指指刚出门的那位说，"该喝水的是他，不是我。"

"假如你是卖壮阳药的，保管用不着废这么多的话了。"罗素悄声说道。

我见店里的顾客挺多，想说的一句放肆的话就咽了下去。也许是因为周末，逛书店的人比平时踊跃，时时有人进来，也时时有人出去。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鹦鹉突然嚷嚷了这么一句，大伙都愣了，一个雅贼吓得丢下掖进袖管里的书，拔腿就跑。我看罗素开心的样子，知道是她背着我教给鹦鹉的，罗素说，"小家伙真聪明，我只驯了它一个礼拜，就会了。"罗素真没白费工夫，如今鹦鹉只要看见有人往怀里袖管里或裤兜里夹带书，就会说话。以后我们干脆管鹦鹉叫保安算了。

那天上午，汉奸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老板也就是叫池田的那个要来书店转转。来就来吧，又不是天皇陛下驾临，用不着铺红地毯夹道欢迎。腻味他，就把手机关掉了。我不否认，有时候我挺讨厌汉奸的，觉得他是在复制周佛海们的一段历史，结局必是悲剧。

池田倒是有涵养得多，很低调地笑着，是挂在嘴角若隐若现的那种。他已经不年轻了。汉奸介绍说，我是他的哥们儿，要什么书尽管说。我注意到汉奸的女朋友"小鸟依人"也跟在后面。池田背着手绕着书店转一遭，频频点头，用纯熟的汉语说，"很好，很有个性。"汉奸就冲我眨眨眼，似乎比我还得意。我却觉得池田身上的古龙水的味道太浓，闻多了，会跟古龙笔下的楚留香一样，鼻子不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