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刻桷、丹槛，人夫山节、藻榄，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土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水。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车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同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E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掏君予，刑戮不足以戚小人。富者木士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祖褐不完，晗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未饰变诈为奸轨者，冉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治，而非小康之世，吐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撮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Class)，望王公大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然治不至于火平人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困；其所谤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引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白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消。此其所以陈义虽岛，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参看《先奏史》第十五章第五节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为非]巨君等--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忐于治平者之公言电。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奠或见听矣。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H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问，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白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嗣，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日：“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

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叫程度，劣足与所谓文明之旅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悱骑寇为强。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  《先秦史》亦已言之。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口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日：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问，亦为史事一大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