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北京的初冬，枯叶在刺骨的寒风中飘落，阳光被高高的楼群无情地拦截在半空中，偶尔有几缕幸运的光线钻过。寒风中的唐家岭失去了往日的模样，这里即将成为历史永远的记忆，随着唐家岭一起消失的还有: 塞得要挤爆的公交车，满是污垢的早餐摊点，密密麻麻的小广告，随处可见的房屋出租信息，堆积成山的生活垃圾……

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北京并不是天安门、鸟巢和西单，在他们看来，北京只有唐家岭。他们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挤车，天黑了披着星星回家，人们用“蚁族”形容集聚在这里的大学生们。

2010年6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一篇题为《北京楼市新政推高房屋租金蚁族被迫逃离市区》的文章，大学生夏斌(化名)曾经这样对记者描述他在北京的感受:

两年多了，我从来没敢告诉家里我住怎样的房子。在他们看来，一个大学生在北京指不定多么风光、体面呢，绝不会想到我住的地方跟老家的马圈差不多，更不可能想到我会为了50块钱而跟人大吵一架。有时候我也想回去算了，可是，我家在一个小城镇，我学的又是通信工程专业，我回县城又能去干啥呢？

他们之所以被称做“蚁族”，是因为他们拥有和蚂蚁一样的特点: 高智、弱小、群居。据生物学家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昆虫中，蚂蚁是最聪明的物种，它有25万个脑细胞，但同时，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

当然，“蚁族”并非只是中国独有，在众多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上，房价飞涨、货币贬值都是无法躲避的必经之痛，而在东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几乎都有过类似的过程。在日本，首都东京周围有许多“IK”，这些只有“卧室+厨房+卫生间”的小房子仅30平方米左右，日本很多“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同样要居住在这样的“IK”数十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十多年前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蜗牛的家》，歌中所描述的情形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如出一辙: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

如果说成为“蚁族”是年轻的大学生进入城市生活的必经阶段，那么年轻的农民工可能会被永远定格在城市的远郊，而农民工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城市化的可悲。或许只有你放下本书，亲身去体验一番农民工的生活，你才会明白他们的心情。辛辛苦苦在城市中工作却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可，他们的归宿只有城中村……当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痛苦时，我们自己必然已经饱尝了痛苦。

发表于《财经》杂志题为《北京人口设防》的文章称:“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按照暂住证调查的结果，2009年北京统计在册的流动人口共700多万。”事实上，这些流动人口中，约有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万～300万人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城中村，这么多的人居住条件恶劣，现状让人担忧。

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整个城市正在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环境，高楼大厦和城中村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包括墨西哥城、孟买、纽约、华盛顿在内的国外城市，只要是有高楼大厦的地方，都有城中村。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外来务工人员工资很低，他们无力应付高额的房价，甚至负担不起房租，而城中村为他们和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这样他们就能在城市中生活。如果他们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他们就会住进现代化的住宅。当然，对于大多数低收入者来说，要么离开城市，要么永远陷入贫困的“陷阱”。

事实上，城中村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话题，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无法避开这个话题。华盛顿的摄影记者们为了从空中拍摄国会大厦，不得不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迁移大厦周围的城中村，因为它们会影响国会建筑的景色。而事实上，尽管这个圆形屋顶附近的城中村不见了，贫民们一定又会出现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讲，城中村就如同现代建筑一样，也几乎是城市化的一个必然产物。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