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城市建造者惯用的逻辑是这样的: 将人口从城市人口密集区迁出去，寻找便宜的土地，在那里建社区，将人口引向这些社区然后回到原先的地方，将那里变成商场和停车场……事实证明，这样的搬迁只会让城中村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因为贫民是无法消灭的，消除城中村的想法也必然失败。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

秘鲁的首都利马，位于太平洋之滨，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17.5万人，现在人口数量已接近400万。这个昔日美丽的西班牙风格的城市现在正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包围着，每天都有贫民冲向利马的一些无人地带，一边与前来驱赶他们的警察对抗，一边搭起泥巴小屋找活路……

回头看现在的中国，这里正在进行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城市化运动，它如同滚滚前进的车轮一样，一旦开始了就无法停止。这里宛如一个大大的此起彼伏的工地，聚集了全世界超过半数的起重机，带来了一片片的高楼大厦……正如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所说:“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

与此同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新生代民工并未成为城市的居民。高房价已经使得年轻人的社会处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向物质主义倾斜，越来越没有能力购房，无法组建家庭，他们不得不进入城中村。而房价高企、房奴现象也正在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

如果在20年前，你问一个大学生的抱负，他会回答你:“我将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终生”；如果你问10年前的大学生，他会回答你:“我将成立中国的微软公司，超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今天的大学生则会这样回答你:“我希望尽早拥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这样父母来京一间房就可以挤上8口人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这样描述他们的梦想:“有房子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这些充满活力、满怀理想的天之骄子们，从小被灌输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思想。但当他们走出校园时才惊奇地发现: 城市住房的高房价已经彻底将自己“抛弃”了，自己无论怎样奋斗也赶不上“富二代”、“官二代”。他们甚至失去了靠自身努力向上提升的希望，璀璨却难以实现的梦想让他们痛苦着、彷徨着，社会的漠视更无比煎熬着他们年轻脆弱的心灵。

今天，房子俨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房价打乱了年轻人心中原本平衡的价值体系。正如阿兰·德伯顿所提出的“身份的焦虑”，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宁愿追逐着不可能的“房子”，而这恰恰就是身份焦虑的表现。

尽管未来中国还需要30年时间才能基本解决4亿农民的进城问题，可是社会学者们梳理了房产购置者的社会结构后却惊奇地发现: 虽然居民消费有所增长，进城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但这些人并非买房的主力，当前的买房人，主要还是包括改善住房者和投资投机者在内的有房一族。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的统计，2000—2010年房价上涨率是7.6%。但根据《中国商业研究报告》显示，同期中国城市居民中60%的中低收入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只有5.5%，也就是说，主体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房价上涨。

因此，现在的房地产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矛盾聚焦在房价上，但其背后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到底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居者有其屋——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需求，这一权利能否得到满足，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

中国的城市化就像一辆奔驰前行的列车，有些人在猛踩油门，另一些人则险些被甩出车外。如果说只有少数人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他们被淘汰了，可如果社会的主体都被高房价碾过，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 这样的城市化究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