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记载一事：1392年8月，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因事抵京，朱元璋召对时问起民间疾苦，这两人回答说，他们的职责是管理学校，民事不在关心的范围。朱元璋大怒说，宋朝时胡瑗担任苏湖教授，他既教给学生书本上的经义，也教学生如何做事，汉朝时的贾谊也是起自田间，今天你们来到朝堂，我亲自询问民间的消息，你们却什么都答不上来，难道圣贤之道就是你们这样的吗？削去了这两人教职，并榜示天下学校以为鉴戒。后人评说朱元璋这种以能勤民事者为标准的选官用人政策，“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乱后之民得苏息矣”。

与学校并行的另一种取士方式是荐举。朱元璋登基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普遍缺乏任事之人，从元朝转会过来的官吏能放心使用的只是一小部分，各府州县的生员就像青涩的麦子一样，尚未可用，于是从上到下荐举之风大盛。范祖斡、叶仪、许元、胡翰、宋濂、刘基、章溢、叶琛，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朱元璋身边。当时南京还专门有一个叫礼贤馆的机构来安置这些经世鸿儒。皇帝为此特颁旨给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

中央政府把荐举人才的指标下达到各省，省又分解到各府州县，当时大小臣工都在推举人才，就是仓库司局诸杂流也令他们荐举文学才干之士。荐举务求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的标准不外是，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举凡符合这些条件的，全都礼送至京，不次擢用。最多一次，吏部奏荐可出任官职的，达三千七百余人，少的几次，也有一千九百余人。一时山林岩穴草茅穷居的真假名士纷纷出山，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满朝都是新贵的紫衣了。

官职这么容易到手，士大夫们却并不因此就四处奔竞，反而都畏葸不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元璋定下的法度至为严酷，一旦不称职或者犯错，就要遭到诛戮。是荣华富贵要紧还是脑袋要紧？是以一说起当官，明初士人避之惟恐不及。素负文名的杨维桢被征时，打了个比方说自己是个快死的老太婆了怎好再嫁人，写了《老客妇谣》明志，死也不肯出来做官，在地方官押送下到南京转了一圈，还是请求回去，宋濂赠诗给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算是留下了一段美谈。还有一个叫田兴的幕僚，辅佐朱元璋攻下南京后就隐遁江湖不出，朱元璋派人持亲笔手书敦劝，情辞恳切地以兄弟相称，他还是置之不理，终得以逍遥网外尽享天年。大多入网的文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用一句西谚来说，他们进去时头还在肩膀上，出来时脑袋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