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朱高炽享国不及一年，所谓“仁宣致治”，主要还是朱瞻基执政的这十年间。这一时期朝廷任用贤良，与民休息，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政府高效运转，既无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误，尽管宦官的势力渐渐渗透进了决策层中，但还没有像后世那样猖獗，所谓“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廪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后世——尤其是到了晚明的离乱之世——常常把这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怀念，也不是没有

道理。

朱高炽在位时间虽短，但长年出入经史典籍已使他深知，必须“上下情通”方能维持政局的稳定，一上台后就开始有意识地修复开国以来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他曾这样对杨士奇等人说，前几代皇帝，不喜欢听大臣直言，即使是身边亲信，也都在他们的威势下不敢进一言，使得一批贤良之臣退而卷舌，我们一定要深以为戒啊。又嘉奖群臣中的直言者，向他们保证，如有合理的谏言，“朕退必自思”。有官员上书称颂太平时代已经来临，朱高炽把这些表章发下去给大臣看，让他们随意发表意见，独有大学士杨士奇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就目前情势而论，流民还没有尽归故里，老百姓的日子还不好过，疮痍还未平复，再让民众休养生息几年，才勉强称得上太平之世。事后朱高炽大有感触地对蹇义等人说，杨士奇连上五章对我提出批评，你们却没有一个敢发言的，难道朝政真的那么完美，天下真的太平了吗？我是多么希望你们以至诚之心来辅弼我啊。类似的话，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后也曾对杨溥等人说过：祖宗创业艰难，子孙守成也不易，可是臣子们往往好进谀词，实在令人讨厌，“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但觉朕有过失，直言无隐”。

对前几代皇帝一直倚为治国之重器的法律，朱高炽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在登基不久发布的一份诏书中，他提出法律的真正目的在于制止暴力和世界上的一切邪恶行为，引导人民向善，而不是专以诛杀为能事。规定今后的死罪止于斩绞，文武诸司不许恣肆暴酷，法外加施鞭背等刑，尤不许加人宫刑。除了犯谋反大逆罪依律连坐，其余的罪项都只追究到行为人本身，不搞株连。在接见刑部尚书金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等上奏刑名后，朱高炽还发表了一份上谕，告诫他们要存“矜狱之心”。

对循吏的积极选拔和考察黜陟，使帝国行政机器运转自如。《明史?循吏传》入传共120人，洪熙、宣德年间竟占半数之强。为整肃吏治，杨士奇等推荐以廉明刚直著名的薛宣、顾佐等人分别担任两京左右都御史，奏请罢斥有严重贪墨渎职行为的御史三十余人，对冗官则予以裁汰，仅1433年便一次裁汰京师冗官77人。而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下级官员在选拔贤良的良好机制下得以脱颖而出，当时著名的官员高谷、周忱、况钟等人，在科场上屡次败北，却都超擢委以要职，或在中央各部任官，或奉敕出任地方各级政府长官。大学士杨士奇对选拔贤良之才尤为尽心竭力，史传他“察墨吏，举文学、武勇之士，令极刑家子孙皆得仕进。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考虑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历次会试考中者多为南方文人，杨士奇等又建议分南北两卷，使官场生态得以平衡，南北人才皆入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