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隐患在边关。“北虏南倭”向为帝国最头疼的边务问题，国初在北部边境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太原九个专门用来对付蒙古骑兵的军事重镇，即所谓“九边”。眼下承平日久，皇上又一味奉行退缩的消极防御政策，不断向内迁兵，宣府、大同等镇已直接裸露在北部边防，“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已经有人在这样担心，一旦日益强大的蒙古骑兵挥师南下，该如何抵挡？而为了削减越来越浩大的政府财政支出，成祖时代曾经远航大西洋的宝船亦已罢用，大航海的时代结束了。从海洋退却的代价，是与西洋诸国建立的联系全部中断，海外贸易的渠道几乎全被堵塞。此后几百年间，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将再难觅中国帆船的踪影。从宣德年间开始，中国已于无意识中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而满足于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古典式小农经济世界，这使得数百年后当欧洲列国挟坚船利炮前来叩敲中国的大门时，中国对这一来自西方的挑战反应迟钝、木讷又处处被动，而知识阶层也普遍无所适从。

当然，宣德时代最好的视力也看不到这么久远年代后的事。眼下，令文官集团忧心忡忡的是宦官势力的日益坐大。这些被阉割掉了生殖器的男人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完整的男人，他们就像一种奇怪的动物，身体的残缺总是使他们对世界抱着一种仇视的目光。在太祖高皇帝时代，供奉内廷的宦官数量被严格控制，他们不能识字，所从事的也只是内庭一些粗重的活计，再加太祖立法谨严，于宫门设一铁牌严禁内臣干政，“内侍干与政治者斩”，在国初的政治格局中宦官力量尚未形成气候。到了永乐年间，诸王兵权集中到了武臣手里，朱棣对手握重兵的边关将官不放心，开始用太监监军，他们随时向皇帝报告军中情况，牵制监视武臣，至仁、宣朝代，遂成定制，九边及十三布政使都设了守备太守和镇守太监。至明朝后期，武臣积弱积轻，疆事遂致大坏，种子当是此时已经埋下。不仅如此，这些宦官还充任皇帝的私人代表到全国各地去收取税款以充实皇家私库，号曰“税使”“矿使”“盐使”，多横行不法。1435年朱瞻基去世后不久，朝廷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还是继续保留了南京守备、诸边镇守以及徐州、临清的税使和安徽、浙江等地的盐使。

有明一代的两大政治弊端，一为党争，一为阉祸，这两者交相施为，消耗了明朝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使得国运日衰终至大厦倾坍，而宦官干政之始，实可以追溯到朱瞻基执政的宣德年间，史称“宦寺之盛，自宣宗始”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