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瑶族人，最早在万贵妃的昭德宫当一内侍，因善于办事巴结迁为御马监太监。万贵妃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儿，她恃宠骄纵，一见中官办事忤她心意立马斥逐。汪直能从她这里扶摇而上，可见其巴结功夫。1476年，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秽乱后宫，虽然事发后此人被诛杀，但这一事件还是极大伤害了朱见深的自尊心，使他对内外官员的信任产生了动摇。他就像一个偏执狂一样迫切想知道他的大臣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于是，向来狡黠多智、办事稳妥的汪直得以有机会易服化装，带着皇帝的秘密指令密潜伺察，随时向皇帝报告内外官员们的一举一动。1477年初，正式成立了一个汪直领导下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特务机构。由于自永乐年间起就有一个叫东厂的类似性质的机构，这个新成立的部门被叫作西厂。

明代诏狱属锦衣卫北镇抚司，随意生杀，践踏法司，已是一大弊政，至永乐年间设东厂，竟委宦官从事警察侦缉，这些人仗着身份特殊，扛着皇家侦缉的金字招牌，以诬陷栽赃为能事，一说你有罪，即下锦衣卫诏狱，其势更是无与争锋。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有明一代司法时，以为明朝中国是最不讲法治的国家，诏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此番又增设西厂，所领缇骑比东厂几乎多一倍，势焰远出其上，这是不是说明皇帝对他的臣民越来越不放心了？

一些依附宦官势力的官员很快升擢高位，不肯低头的则被罗织罪名加以驱逐或陷害，内廷势力的急遽膨胀使得文官们的生存空间大为逼窄，必然激起反弹，文官们公推大学士商辂上疏请罢西厂。商辂的这封奏疏锋头直逼汪直，他指责说，皇帝把朝中大事处置权交与汪直，汪直却以一群无操守无原则的小人为耳目，擅作威福，贼虐善良，以致上下人心惶恐，“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道，庶民不安于业”，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铲除汪直这颗毒瘤，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天下安危未可知也”。但宪宗认为这不过是文官们惯拿大词吓人，故作耸人之语罢了，他派了两个内侍到内阁诘责，大意是，我只不过重用了一个宦官，怎么就危及天下了？倒是应该查查这封奏疏的幕后指使人是谁，企图何在。受到斥责的商辂对着这两个内侍侃侃而谈：朝臣无大小，有罪都应请旨逮问。汪直竟敢擅自拘捕京城三品以上大员，对边关要害地区的守将一日缉拿数人，对留都南京的留守大臣随意搜捕，就是像你们这样的皇帝近侍，他也敢随意撤换，这不是拿国家法律当儿戏吗？这样的人不铲除，天下怎么会没有危险？我们同心一意只为天下除害，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这两个内侍感同身受，回去拿原话禀报，宪宗皇帝也不愿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传旨撤销西厂，汪直仍旧回御马监任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