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认为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教育界忍无可忍，驱张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张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继续游行演说。之后，又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12月6日开始，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战斗誓言。

在长沙各校罢课的同时，各路代表团分途出发。毛泽东亲率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中心。12月22日，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从建社日起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据有关回忆：平民通讯社社址在当时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寺（今福佑寺），条件很艰苦。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用一张长条香案代替。白天他四处奔走，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百五十余件。通讯社的文稿他都要过目，有些则由他自己撰写，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曾直接向《天问》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

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在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广泛宣传驱张。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的有学生、工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议员、绅界、政界等近千人。大会议决了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天津、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浚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作用”。翌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同日，他还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民国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强烈恳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在家乡病逝。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没有回家奔丧，而是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间，继续留在北京为驱张活动而奔忙。

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当日上午12时，三个代表团打着写有请求内容的旗帜来到新华门。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代表，声明非见国务总理靳云鹏求个办法不可。在国务院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又来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靳云鹏托辞不见，由其副官长代见。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请代表再到靳宅听候答复。2月5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依约到靳云鹏私宅请愿候信。由于棉花胡同早有兵警设防，阻止代表通过，请愿未获结果。

由于湖南民众和毛泽东等坚持不懈的斗争，再加上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张敬尧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驱张斗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开始考虑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在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

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跟在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