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挤走谭延闿，取得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赵恒惕为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刊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1922年元旦颁布《湖南省宪法》。3月，依据其法，改造了省议会，接着又表演了一场“民选省长”的丑剧。毛泽东一方面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赵恒惕的真面目，同时决定利用赵恒惕的假民主，倡议劳动立法。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要求“自治省的湖南”，更宜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批评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毛泽东在文中暗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是弃不了的，“‘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后悔不及了!”

毛泽东的立法观点比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要早得多，毛泽东是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央决定，于8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分部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在宪法内将十九条予以规定，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毛泽东等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大纲十九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通电告诫议员们：若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为扩大影响，湖南分部还将电文发送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并请它们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各界“办事公道，大加赞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倡导劳动立法运动时，就着手组织工人，把基点立在工人的团结、自己解放自己上。他派党的干部到新河站办工人夜校，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多次去安源，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和工人亲切谈心，并派李立三到安源办工人夜校，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他以“十人团”的形式把长沙泥木工人组织起来，成立长沙泥木工会，并亲自起草长沙泥木工会章程18条；他还在长沙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这样，劳动立法运动之后，湖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很快投入罢工斗争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结合湖南实际，在1922年下半年，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泥木、长沙铅印等10多处4万余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形成了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2年11月，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四个铁路工会，在新河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这是全国铁路工人中最早的统一组织。成立会通过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科正副主任，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周围。

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以后，中共湘区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针对赵恒惕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决定派出代表，利用湖南省宪法，向省政府及赵恒惕作说理斗争。

1922年11月11日至13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率领11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等23人，会见省长赵恒惕。毛泽东等就政府对工界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信仰等10个问题，同赵恒惕及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迫使赵恒惕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这次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湖南，由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及时采取“弯弓待发”的方针，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发展党团员，保存积蓄革命力量，并开拓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路。因此，湘区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铜官陶业、湖南造币厂、汉冶萍公司株洲转运局、常德泥木、缝纫、第一纱厂、长沙人力车、衡阳染织业等，或建立工会，或要求提高工资，或举行罢工。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人。

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工作出色，“引起社会之注目”，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同志工作有疏漏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