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秘密联系。1937年6月26日，周恩来就红军指挥问题致电蒋介石，陈述中共的立场，显示了中共方面的诚意。

面临日军步步紧逼的威胁，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兄弟，准备再度联手，罢兵休战，一致对外。毕竟，国共之争只是兄弟之争，而中日之争，却是两国交战。

就在蒋介石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大动干戈之时，却在另一条战线和中共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接触。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向国民党发出了一致对外的讯息。蒋介石并非酒囊饭袋之辈，很快捕捉到了这条重要讯息。蒋介石意识到，在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对此不能无动于衷。

令人惊异的是，国共之间的这次秘密接触，竟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万里之外的“红都”莫斯科。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1936年1月的一个晴朗的黄昏，邓文仪尝试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代转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但王明弄不清邓文仪的来意，未有回音。

急不可待的邓文仪，把求助的目光对准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就是这位胡秋原，在50年后毅然从台北来到北京访问，震惊了世界。

胡秋原很快把讯息传达过来。中共代表团收到信息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虽然大家对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无法判明，但最后决定先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的名义出面与邓文仪见面，以摸清对方虚实。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一波三折的第二次国共谈判序幕，徐徐拉开。

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1936年元旦，蒋介石见到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条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蒋介石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下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

1935年12月底，CC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年元月，周小舟、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了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这样的条件之下，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但谌小岑对于周小舟的权威性表示怀疑，因为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虽然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曾养甫他们想直接接触共产党主事的人，于是委托一位神秘人物张子华入陕。

董健吾和张子华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电询南京方面，证实了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两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都来晚了，当时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此刻，毛泽东的代表诗作《沁园春·雪》已在东征途中写就。他们出的价钱也太低了，只是来了解共产党“输诚”的条件。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论的毛泽东，像是一个“输诚”的人物吗？

显然，蒋介石等国民党当局人物对于共产党潜在的能量估计不足，所以在秘密会谈中始终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付中共，导致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936年底，一件意外的事情，让蒋介石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共。

蒋介石在陕西骊山被张学良捉住以后，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2月23日到24日，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人，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蒋介石口头答应，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做保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