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领袖的“人格”没有在书面上保证，即便自食其言，将张汉卿扣押，但是蒋介石此后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中共军队大开杀戒了。在磕磕碰碰中，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内一位昔日曾经炮制“伍豪事件”的中统干将，在日军的炮声愈来愈近的时候，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积极支持国共再度执手合作，他就是张冲。1937年2月上旬，作为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的张冲，找到中共代表潘汉年，请潘汉年陪同他去西安，进一步商量国共谈判事宜和顾祝同与周恩来谈判问题。

而此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指张冲）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听后则泰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时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顾祝同在“西安事变”后担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因为西安局势不稳，顾祝同便先留在洛阳处理事务。潘汉年和张冲先到洛阳，会见顾祝同和顾的助手贺衷寒。应顾祝同的要求，潘汉年先去了趟西安，在得到张、杨所部保证他的安全的前提下，于2月9日抵达西安。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在同意周恩来关于谈判的原则后，特意交代要将关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告诉上海的潘汉年。

到了1937年2月中旬，经历了反复和曲折之后，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停止了对西安的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实现。

华北步步紧逼的日军的硝烟，让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物头脑清醒了很多。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即将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去电报，向国民党提出了着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一切尽显了中共的诚意。

让我们看看是哪“五项要求”吧：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的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做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方面的诚意，对于国民党内部震动很大，孙科、冯玉祥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宋庆龄、何香凝等着名左派人士也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迫使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在这种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机基本成熟。

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党内早期的地位曾经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也有机会成为中共的一把手。但是淡泊名利的周恩来一直不肯接过最高权力的“大印”，甘做副手。他的谈判和外交才能，在中共高层中无人可及。派他同蒋介石谈判，是最合适不过了。

1937年3月上旬，在西子湖畔，蒋介石终于见到了分别十余年的昔日同事周恩来。周蒋杭州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蒋介石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蒋介石还说，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蒋介石希望在这次中共转变政策之后，能与他永久合作。

蒋介石表示，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商谈；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

1937年3月30日，周恩来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众领导人都感到很兴奋。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4月15日，蒋介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其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顾祝同得到蒋介石的旨意，不得不给周恩来连去数电，敦促他去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