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青春之歌》的巨大影响，使电影界的人都明白，谁拍摄，谁成功。

谁都知道，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导演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

到底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在文革中的揭发，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着演员。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过《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当时就敢选这么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

崔嵬还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后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一致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