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了十部电影的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数。这十部电影是：《祝福》、《林则徐》、《五朵金花》、《聂耳》、《风暴》、《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种子》、《铁窗烈火》、《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都受到了欢迎（见《大众电影》1960年第18期）。

由于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亲名声更大，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下面是邓颖超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母亲的关心和尊重。

随着电影的轰动，小说发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响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反响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日本首先翻译，而且6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当时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后，受林道静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可能因为她的美貌纯真，爱屋及乌，对她所热烈向往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据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参加国会选举，指示相关人员放映电影《青春之歌》，希望能为日共多拉选票。

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赤旗报》上著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他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这篇文章曾译成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日本读者藤井增藏曾给母亲写了长达20页的信，讲述自己怎么从一个天皇的信徒，渐渐转变立场，相信了共产主义。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响。

……

1961年还有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苏联妇女彼得罗娃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她不知道母亲的地址，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信的一开头她就说：　　

亲爱的杨沫，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姐从苏联给你写这封信。我刚刚读完您那出色的小说《青春之歌》，此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1963年11月，中国作协派人专门接母亲去参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会。前来接母亲的同志说：印尼共产党中央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见到杨沫同志。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正在犯心脏病，无法前去。

越南共产党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反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还有一些长篇小说，非常流行，广为群众所喜欢。但这些作品却没有《青春之歌》那样在国际上也获得巨大影响。

60年代初，有人曾对母亲说：现在报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杨沫，关心杨沫。

邓大姐惦念着母亲的身体，1961年她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疾病斗争的文章，特地嘱咐秘书寄给母亲一份报纸。

习仲勋的夫人齐馨同志登门看望母亲并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议。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志为母亲介绍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战士事迹，请母亲写作时使用。

1962年母亲因心脏病，在颐和园后湖找了间房子休养。当时住在中央党校的李立三同志闻讯后，时常来后湖看望母亲。

冀中的老领导吕正操和刘沙与母亲来往更多，为她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

……

即使是偏僻穷困的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了杨沫，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有《青春之歌》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