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甚为震惊，我们也十分失望。

我实在不明白省里为什么不准平反？根据何在？而且为什么拖了4年之久才答复？据家属说，她们看到在维持原判的决定后面附有颠倒是非的材料。家属甚为愤怒，怀疑是个别村干部与县法院个别人在捣鬼。

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家属依然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包袱，十分苦恼，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关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处理。如万一确实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让我们和家属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我坚信此案应予平反，并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早听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礼！

杨沫

1989年9月31日

接着，母亲又在11月6日提笔给雄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去信，说明王汉秋的冤案情况：

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王雁来（又名王汉秋）是位爱国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爱人马建民及其他抗日干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虽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积极，拥护共产党，并先后献出自己的全部土地。当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抗日时，他为表明心迹，曾砍断小指，送给马建民，当时我也在场，深为感动。从切身体会中，深知他确实是位爱国人士。但在土改时，却遭到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狱中。

她的女儿王以云1985年找到我们。我们深知王汉秋的为人，曾为他证明，并给你县写信请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马建民逝世，在向遗体告别时，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同志曾当面向我说，王的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深感贵县认真落实纠正冤假错案的负责精神。可是后来王的女儿多次找到我们，说她父亲的案子并未平反，并说县法院把王的案子报到省法院。我有些惊呆，一个村民的平反案，县里完全可以决定，为什么要上报省里？

这件事，请雄县领导费心查处，亟盼早日落实党的政策，为无辜的群众平反，以实践郭维城、梅庆元同志的诺言。假如雄县法院无法解决王汉秋的冤案，必须经省法院才能解决，那么当年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们曾多次受到王汉秋全家的掩护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有义务、有责任为王的冤案争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里去反映？盼指教！

母亲为这位抗日战争中掩护过自己的老乡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难过，而悲哀。她有点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过了一年还是没有音信。看来，母亲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人家并不认。中国讲究行政单位的级别，作家再有名也没用。

时间一年年过去，此案毫无进展。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要想翻这个案实在困难重重。因为这起案子从1947年算起，已经过去40多年。即便是错案，按有关规定，凡涉及到镇反和土改运动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何况原村干部极力反对，强调要保护土改和镇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汉秋的冤魂只好在“反动地主”的阴影下面继续哀号游荡。

其实，十分区的很多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了这位农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在《严冬过后是春天》一文中就写道：

为了团结开明士绅和农村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区抗联的领导下，建立了反攻建国同盟会，简称反建会。……小河岗村地主王汉秋入会后，断指写血书，表示抗日决心（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53页）。

同年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杨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汉秋断指的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77页）。

更早的时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第45页也清清楚楚说：

1943年10月，马建民任十分区抗联主任，恢复各县抗联会，加强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六联区小河岗王雁来（王汉秋）断指写血书致函马建民，表明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战到底。

可法院方面不了解这些，也不认这些。他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轻易更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到镇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儿戏，母亲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尽管把自己手指头切下来，要誓死抗日，紧跟共产党走的农民，全十分区就他王汉秋一个，全河北省恐怕他也是独一份；尽管数篇革命回忆录中都提到他王汉秋的名字；尽管母亲关注这件事，亲自出面为王汉秋鸣冤，却全没用，继续背着黑锅。

拖到1994年夏，这个案子申诉快9年了，忐忑不安的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给老首长，原十分区司令员，文革后出任过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刘秉彦写信求助。信中说：

雄县老房东王以云（的）父亲王汉秋系我和马建民的堡垒户，王汉秋蒙冤致死，至今尚未平反，为此我给程维高省长一信（包括王以云本人申诉状），烦您代为转交，也许能起到一点作用。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军将领中，刘秉彦是少数几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将军，战功赫赫。他对十分区老百姓的苦难遭遇也充满同情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