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非洲殖民领地重新洗牌。德国殖民地被英国、法国、比利时，以及南非联邦——一个建立于1910年的英联邦自治领——所瓜分。坦噶尼喀割让给了英国；西南非洲给了南非；弹丸之地卢旺达—布隆迪转给了比利时；而多哥兰和喀麦隆则由英国和法国所均分。为奖赏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供的支持，英国将肯尼亚边界西移，把朱巴兰送给了意大利，使之成为了意属索马里兰一部分。但除此之外，非洲的疆界仍基本保持不变。

在瓜分非洲时期，只有一个非洲国家勉强抵御了欧洲占领者的进攻，这就是埃塞俄比亚，一个曾经处在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统治之下的古老基督教王国。1896年，意大利人率一万人众的欧洲军队，从他们在红海海滨的一块飞地马萨瓦发兵入侵埃塞俄比亚，但被孟尼利克皇帝击溃。于是，意大利人只得占领并据守在厄立特里亚。40年后，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大打出手，报仇雪耻。为实现其建立东非帝国的意图，他下令调集50万大军，动用飞机实施轰炸、投放毒气弹等手段来征伐埃塞俄比亚。经过七个月征战，意大利军队攻克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皇帝出走英国流亡；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下辖的一个行省，并入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殖民领地。

虽曾付出巨大努力谋求建立非洲帝国，但后来，欧洲殖民列强渐渐对此失去了兴趣。由于从非洲领地短期获取财富的前景暗淡，殖民政府首先着力争取让殖民领地在财政上实现自收自支。于是，行政部门机构被最大限度地压缩；教育交由基督教会操办；经济活动则归商业公司承担。政府的主要职能仅限于维护法律秩序、课收捐税和建设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人们看来，似乎殖民统治将会延续上数百年，根本没有必要谋求快速发展。

所以，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除一支人数极少的白人统治队伍外，殖民印记微乎其微。在尼日利亚北方，弗雷德里克·卢格德靠着九名欧洲行政管理人员和由3000名非洲裔士兵组成、受欧洲裔军官指挥的“西非边疆部队”一个团兵力，统治着1000万人口。在尼日利亚北方和南方于1914年合并成为一个殖民地之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统治着2000万人口的殖民行政当局职员总数仍不足400人。苏丹政务局有140名官员，统治着900多万人口。20世纪30年代中叶，整个法属赤道非洲也才只有206名行政官员。法属西非有八个殖民地，1500万人口，而殖民当局行政人员仅有385人。整个英属热带非洲生活着4300万人口，行政管理人员1200人。1936年，比利时派遣了728名行政官员，负责治理刚果。这些孤寂的地区行政长官们散落在非洲广袤的大地上，他们实际上变成了所辖领地上拥有无上权力的统治者，身兼警察署长、法官、收税员、劳动局长、特别代理人和气象观测员等数职。在法属非洲，他们被称作“rios de la brousse”——“丛林王”。南罗得西亚一位土生土长的资深专员回忆道，他曾被告知，作为一名地区专员，他的职责就是“了解自己所管辖的地区，了解这一地区的居民。要把这些居民看管好，可能的话收缴些捐税，但务必不要给总部上司添乱”。

由于人手缺乏，殖民政府当局主要依靠非洲当地酋长和其他各类公职人员，由这些人与殖民当局官员合作，代为行使管理权。尤其是英国人，他们倾向于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利用非洲当地的权力机关来维持秩序，收取税捐，解决就业，以便最大限度减少人力和开支。在尼日利亚北方，卢格德搞了一个“间接统治”的样板，由富拉尼族埃米尔根据延续了数个世纪的伊斯兰传统法律和教规来实施治理。卢格德在当地委任了英国特派代表，但同时也允许埃米尔一如既往继续负责维护治安、收取税捐和行使审判职能。在布干达、洛齐兰及不列颠非洲帝国的其他地区，也都采取了类似的间接统治方式。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非洲酋长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人”阶层，无非是拿着政府的薪水，传达政府的指令而已。作为殖民统治的代理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平衡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这与他们当初处于权力顶峰的传统地位大相径庭。一些酋长曾是旧王族的成员，由于愿意合作才被千挑万选出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具有传统合法地位。法国人任命了“区长”，这些行政官员实际上是从政府公务人员中遴选出的工作效率比较高的职员或翻译。有些情况下，比如在尼日利亚南方群龙无首的伊博族村落社会，压根儿就没有酋长，于是乎，便生生创造出酋长制度。还有些情况下，“传统的”酋长则被褫夺了一切职权。

年复一年，这些新的殖民领地渐渐成形并发展起来。铁路线蜿蜒前行，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于1901年修建到了维多利亚湖，1910年又修到了加丹加，1912年到了尼日利亚北方的卡诺，1914年修建到了坦噶尼喀湖。新的经济运作模式也建立了起来。非洲各殖民地成了矿产品主要出口产地，也成了花生、棕榈油、棉花、咖啡、可可及剑麻等农产品举足轻重的出口产地。到了1911年，黄金海岸（加纳）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可可出口地。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高原地区、以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地中海沿岸地区，欧洲殖民者攫取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大规模商业性农业生产基地。在肯尼亚，肥沃的“白人高地”被划为白人专用土地。1931年，在南罗得西亚全部土地中，有半数划给了白人农场主耕种，而当时他们的人数还不超过2500人。在南非，大约占总面积87%的土地被宣布为白人土地。

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努力，扫盲教育和初等教育慢慢地引入到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到1910年，那里常驻着大约1.6万名欧洲传教士。在政府支持下，少数几所中学问世，成了非洲精英们新的摇篮，其中有黄金海岸的阿希莫塔学院、塞内加尔的威廉·庞蒂师范学校、乌干达的马克雷雷学院、尼日利亚的卡杜马学院、南非东开普的洛夫戴勒学院和黑尔堡学院。1909年，开罗开办了北非地区第一家西式综合性大学。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殖民统治下，非洲产生了一批为数不多、但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这些人满脑子考虑的都是个人的地位，他们将部落酋长们视为权力竞争对手来一争高下，千方百计为自己在政府机关里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对广大农村群众的福祉漠不关心，也几乎无人关心民族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