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亚历山大海滨夏宫里，嗜赌成性的埃及国王法鲁克与富有的上流社会名流正在玩赌牌游戏，突然，他被匆匆叫去接电话。电话是他的首相侯赛因·西利打来的，告诉他说，一小撮持异见的陆军军官正在策划政变。问明了这些阴谋分子身份后，法鲁克哈哈一笑，说了声 “一帮乌合之众”，随即又回到了赌台。

法鲁克生性傲慢、自负，而又放纵，他自信拥有将军们的忠诚，牢牢地控制着军队，自己的君主地位坚如磐石。他是当时世界首富之一，以其无度的挥霍、惊人的食量和拥有无数情妇而闻名遐迩。他是埃及最大的地主，除土地外，他的财富还包括有四所宫殿、二艘游船、13架私人飞机、200辆汽车和无数种类丰富的色情工艺收藏品。32岁时，他就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肥胖，体态臃肿，秃顶，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

为躲避开罗的炎热和喧嚣，他携家眷和随从来到125英里开外亚历山大城海滨的夏宫，打算在那里消夏。政府面临的麻烦似乎不太好对付。他一次又一次地更换首相，调整内阁，可是开罗仍然酝酿着动荡，充满了阴谋、暗杀、骚乱、新闻煽动和媒体炒作，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保皇党人和穆斯林极端分子你争我斗，互相倾轧。在乡下，贫困农民奋起反抗封建地主，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冲突。虽然法鲁克对这一切浑然无知，但旧的秩序确已到了崩溃边缘。

就在接到关于政变密谋电话后的第二天上午，法鲁克又任命了一位新首相，同时还任命自己的内弟出任国防大臣，要求他采取行动，把那些阴谋造反的人一网打尽。随后，他便返回了海滨。7月22日晚，将军们如期赶到开罗的陆军总部开会，部署落实行动计划。

密谋造反的军官们获悉当局镇压行动已是迫在眉睫，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行动。三年来，他们秘密策划，在军队内部建立起一个地下网络，称作“自由军官组织”——杜巴特—阿赫拉尔，旨在创建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起初，他们的基本宗旨是将英国军事存在赶出埃及。后来，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法鲁克已经和英国人一样，代表着老牌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而明确了同样要推翻法鲁克及其王朝的必要性。

他们的领导人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时年34岁，是一位参加过1948年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爆发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英雄。他对法鲁克王朝的高层指挥官的无能与腐败深恶痛绝，指责他们应当为埃及战败蒙辱承担责任。他是一名沉默寡言、认真勤奋的军官，熟谙阴谋诡计，善于伪装掩饰，生性含而不露，包藏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在自由军官们策划的阴谋中，他很少抛头露面，偏好于幕后操纵，既是理论家，又是组织者，发挥着核心作用。

整个自由军官组织总共不超过100名成员。在纳赛尔的领导下，他们每四五个人分成一组，彼此互不相识。他们对自己的个人身份均秘而不宣，但在印制的一系列秘密传单中，则公开宣布自己组织的存在，并严厉抨击法鲁克当局。他们把传单从门缝塞进军官们的私人宅邸，或是通过邮件方式寄给他们。这些传单大多由纳赛尔亲自撰写或编辑。

纳赛尔曾尝试搞过暗杀活动。1952年1月9日，他和两名军官一起埋伏在腐败成性的陆军总参谋长侯赛因·西利·阿迈尔将军家门外，伏击了他的座驾。但是，他对这次行动的感觉很不好。“一阵纷乱的枪弹声后，紧接着听到的是女人们尖利的哭叫、一个孩子的呜咽，还有救命的呼喊声。躺在床上，这一切不断缭绕在耳畔，让我一宿没能合眼。”他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一种懊悔使我心中充满内疚……我结结巴巴地对自己说：‘但愿他没有死。’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来到头天行动的现场，祈祷那个我曾努力要杀死的人能够生还——让我欣喜万分的是，当我急切地浏览早晨出版的报纸时，发现这家伙居然没死！”

纳赛尔和他的执行委员会原本计划在1952年8月间发动政变，为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内容却相当含混。他们制定的“六项原则”包括：“清算殖民主义及其在埃及的叛徒帮凶”；“清算封建主义”；“终结资本势力的统治地位”；组建一支“强大而又受人民拥戴的军队”；必须建立“社会平等”和“健康的家庭生活”。在政变前夕散发的最后一份秘密传单中，自由军官组织宣称：“军队的任务是去争取国家独立。”纳赛尔所力求确保的首先是：自由军官组织必须领导和掌控这场革命。

得知法鲁克的将军们正在陆军总部开会，自由军官组织决定趁机立即对这所建筑物发动攻击。“这样会节省时间，减少麻烦，”纳赛尔说，“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不必一个个地到家里抓捕。”

纳赛尔身着便装，驾驶着一辆奥斯汀牌黑色小汽车，在开罗城里兜圈子，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地下达指令。其间，他因车灯不亮，被交通警察拦下，还遇到另一起意外事故——他自己部队的士兵没能认出他来，险些开枪误伤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