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率领起义部队冲进了陆军总部。经过一番象征性抵抗，将军们很快便缴械投降了。到7月23日凌晨时分，自由军官组织已经控制了电台、电报局、警察所和政府办公大楼。一支装甲车队被调去封锁通往运河区的公路，以防止驻扎在那里的英军派兵干预，向法鲁克提供支持。早晨7时，自由军官组织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第一份公告，宣布为清除军队自身及国家内部的“叛徒和懦夫”，军队已经夺取了政权。这份公告是以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发布的。他是一位54岁的著名战斗英雄，温和宽厚，喜欢抽烟斗，面容和蔼可亲。他是在最后时刻才被拖进政变阴谋，被自由军官组织利用来充当一名受人尊重、但有名无实的领袖人物。

此时，法鲁克的命运成了政变领导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人要求处决，有人倾向流放。纳赛尔和纳吉布在表决中赞同流放，使得后者意见占了上风。当时，纳赛尔写了一张便条给他的同伴们，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解放运动应尽早解决好法鲁克的问题，以便处理更为重要的工作——肃清法鲁克给国家留下的腐败。我们必须为走向新时代铺平道路，让人民享有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享受自己具有尊严的生活。公正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不能不加审判就处决法鲁克，也不能长期把他关押在狱中，无谓地研究讨论他的案子，而忽略其他革命目标。就让我们饶恕法鲁克，将他递解流放。历史将会判处他死刑的。

就这样，法鲁克保住了一条命。7月26日，在部队团团包围之下的亚历山大行宫里，法鲁克签署了退位诏书，准备启程离开，开始其流放生涯。他身穿一套海军上将制服，与家眷一起登上“马鲁萨”号皇家游艇，随船携带了66只匆匆打理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黄金、珠宝、首饰等无价的细软，驶往欧洲继续他骄奢淫逸的生活。

从历史学角度看，1952年军人政变带来的变化颇具戏剧性。它不仅终结了由法鲁克的曾祖父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长达140年历史的土耳其王朝，而且意味着，自25个世纪前波斯人征服埃及以来，埃及第一次由当地埃及人自己所统治。

可是，除纳吉布之外，人们对发动政变的秘密军官组织几乎是闻所未闻。自由军官们往往是在夜间赶往尼罗河上一座小岛，在法鲁克的游艇码头开会，对自己的身份一直保持秘而不宣。而关于政变成功后需要开展哪些后续工作，他们也没有任何具体详细的计划。

从实施稳妥有序的改革措施入手，他们启动了新政。他们把法鲁克王朝集团分子看管了起来，宣布废除“帕夏”、“贝依”等奥斯曼帝国旧的称号，启动了一项温和的土地改革计划，以限制占有全国一半以上可耕地的富有阶层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军官们声称，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政府行使监督作用，一旦各政党肃清了腐败贵族，今后将实行议会选举。

然而，施政六个月后，自由军官组织——此时已改称“革命指导委员会”（简称“革指委”）开始强化自己的控制权，排斥和清除所有异己，为建立一个军人独裁政权奠定基础。他们废止了旧宪法，禁止政党活动，没收了各政党的资金和资产。成百上千的军官、职业外交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以及政治家，只要与法鲁克时代有些许牵连，就被撤职开除。工会、学生组织、媒体、行业团体和宗教组织同样也都在清洗内部异己分子。敌对团体，诸如共产党人、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民族主义派别，无不遭到无情地镇压。1953年6月，革指委废黜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国，表露出长期掌控政权的意向。为动员群众支持，他们发起了自己的政治运动组织——解放大会，纳赛尔出任总书记，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为实现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区和邻国苏丹撤军，纳赛尔果断地行动起来。自1899年以来，名义上，苏丹一直作为“共管地”处于英国和埃及共管之下，而实际上，则由英国独家统治。但长期以来，埃及人一直要求对苏丹拥有全部主权。自1819年穆罕默德·阿里率兵征服苏丹后，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苏丹一直是埃及帝国的一部分。苏丹首都喀土穆位于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的交汇处，最初是作为埃及军队的前哨营地逐渐发展起来。在开罗，“统一尼罗河谷”——囊括埃及和苏丹的思想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目标。埃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尼罗河，所以，许多埃及人将控制尼罗河视为势在必行的使命。1951年，法鲁克国王曾突发奇想，宣布自己为“苏丹国王”，以此显示姿态，向英国人施压。

英国意识到苏丹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不可阻挡，于是强调苏丹人必须享有自决权。连续多年，苏丹未来地位问题一直陷于僵局。而自由军官们在策划政变时，也和埃及其他团体组织一样，坚持要求统一尼罗河谷的立场。

然而，纳赛尔在获得政权后，很快接受了苏丹人应享有自决权的主张，并满心指望着，一旦时机成熟，苏丹人会自愿与埃及结成一体。英国人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只得寻求尽快达成一项协定。1953年2月12日，苏丹被推上了独立之路，计划在三年过渡期后，于1956年获得独立。这个时间安排并非出于苏丹独立条件是否“成熟”的考虑，而是出于英国中东政策的急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