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还是下令实施严厉报复行动。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开始大搜捕，逮捕关押了数百名穆斯林，其中包括许多并未参与叛乱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奥雷斯山区长期以来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民阵把这里开辟成了他们游击行动的主战区。所以，法国派来了伞兵增援部队，在那里开始了惩罚性大扫荡。安全部队对阿尔及利亚人聚居区反复进行“耙地式”搜查，野蛮地查抄，试图搜寻游击队的蛛丝马迹。两周内，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组织网络就被彻底捣毁了，而法国人在奥雷斯山区只遇到过一次像样的军事抵抗。随着冬天来临，那里的民阵部队严重减员，只剩下不足350名游击队员。万圣节袭击造成的恐慌渐渐平复，“黑脚”们的生活也恢复如常。但是，没有人清醒地意识到，法国已经陷入了又一场战争。

在巴黎，政府依然是那么强硬。1954年11月，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宣称说：“阿尔及利亚各省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法国，并将永远属于法国。”

度过艰苦的冬季，迎来了1955年的春天，民阵开始发动新一轮攻势，并将攻击行动锁定在“软”目标上，抓捕了数百名穆斯林官员，施以严刑拷打，有的致残，有的致死。法国人急忙大规模调集援兵，将驻扎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增兵10万，比叛乱初期增加了一倍。他们的“耙地”行动也愈加严酷，对村民实行集体惩罚，把成千上万人关进拘留营。敌对双方都越来越多地诉诸恐怖手段。

年8月，战争进入了极其残酷恐怖的阶段。民阵一改不打白人平民政策，开始把他们也做为了直接目标。“针对殖民主义的集体镇压政策，我们必须还以集体报复。那些“黑脚”，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是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背后的支持者，都必然成为我们的复仇目标”，君士坦丁地区游击队领袖优素福·齐鲁特宣布：“对于他们，没有怜悯，没有慈悲！”在港口城市菲利普维尔，一群民阵暴徒拥入城市的街巷，向咖啡馆投掷手榴弹，把白人从汽车中拖出来活活打死。在菲利普维尔区，有一个小型采矿中心，民阵团伙挨家挨户地闯入民宅，残酷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共有71名白人惨遭杀害。

法国军队实施了严厉报复，他们向穆斯林民众肆意开枪射杀；“黑脚”们组织起警备队，随意处决穆斯林。根据法国官方发布的数字，共有1273名“叛乱分子”死亡。民阵则宣称，死亡数字高达1.2万人，并一一列出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

在这场极度残酷的斗争中，折衷的余地丧失殆尽，已经不再有任何妥协的希望。多年来，温和派民族主义者曾努力做工作，争取法国人做出让步，现在则将赌注押在了民阵一边。费尔哈特·阿巴斯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是一位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中产阶级“进化人”，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在他的思想中，谈判的理念曾一度高于一切。在起义开始之初，他曾公开予以谴责，“我们一直被赋予这样的理念：暴力不解决问题。”而此时，他转而公开宣布支持民阵。

巴黎那些人都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诚实的人，知道我所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恢复和平。今天，无论在我自己的国家，抑或在法国，我都无所作为。我已经极尽自己之所能，我向所有能够理解我的政治家说过：请理解我们。而那些确实理解我们的人却无能为力。我不能再继续违心地维护一个我所完全不赞同的局面。我的离去将最终向我的同胞宣示：我已经脱离了这种无效的政治……打算加入为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而斗争的组织，如此而已，别无它途。

就这样，阿尔及利亚堕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地狱，陷入了一个镇压与报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怪圈，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毁灭。

法国决意守住阿尔及利亚这块地盘，意味着它要重新评估与马格里布其他地区——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关系。在这两个地区，法国的统治同样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但其利益相对来说并不那么根深蒂固。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两个地方，都是通过国际条约授权法国以其当地统治者——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贝伊的名义，作为“保护国”行使管辖的。虽然这两个领地都生活着庞大的欧洲社团，他们与阿尔及利亚的白人一样，也在大叫大嚷，坚持要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他们从未获准享有政治权利。在这两个殖民领地，斗争主要围绕外来殖民者要求代表权与当地民族主义者要求独立而展开。

法国从1912年开始统治摩洛哥，当时的摩洛哥苏丹放弃了对外事务控制权，但保留着内部事务主权。法国在这里的最高代表不是总督，而是驻节代表，在名义上听命于苏丹宫廷，但实际上，由法国当局控制着政府的方方面面。随着法国移民人数与日俱增，最终达到40万之众，这些外来殖民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分享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共有主权。他们得到巴黎院外集团的有力支持，对摩洛哥当局保持着实际控制力，也使他们有能力对驻节代表施以强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