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面临怎样的困难，他们对自己的非洲帝国——黑非洲的14个殖民领地的忠诚度依然充满信心。由于长期在非洲推行传播 “文明教化”使命，法国人相当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批为数不多的黑人精英，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法国社会的同化，丢弃他们自己的非洲传统、宗族法规与习俗。这些精英自视为法国人，也被人们视作法国人，在效忠法国的传统氛围中培养成长起来，欣然服从法国政府，接受法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做一个世界大国的公民引以自豪。他们的政治抱负主要是为黑非洲的非洲裔人口争取与本土法国人同等的权利，没有谁会为争取独立搞什么运动。政治上的争论也往往带着法国本土的色彩。作家托马斯·霍奇金在1954年写道：“在英属西非，每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人都是某种民族主义者，而在法属西非，或是天主教徒，或是反对教权者，或是共产主义者，或是戴高乐主义者，抑或社会主义者，或是工团主义者、或是存在主义者。”

有这样两个人，最能体现法国努力培养的非洲精英。他们是：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和科特迪瓦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这两人都曾官至法国政府部长，都曾充当过“法兰西联邦”的坚定倡导者，而且两人甚至都在法国这个帝国已经开始解体之时，还在努力确保法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

桑戈尔声名显赫。他显赫的声名并不只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而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又是一位有着庄重的法兰西风格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和哲学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于1906年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塞雷尔族商人家庭，曾在塞内加尔接受天主教传教士的教育，知晓了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化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应该彻底地摒弃，明白了应当一心专注于法国去求得启蒙和教化。21岁时，他获得政府奖学金，离开塞内加尔远赴法国学习文学，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虽格格不入、但业已“开化”了的黑种法国人。巴黎七年的求学，完成了他的“法国化”。

“我们顺从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还有它的推理论及其方法，”他在1961年回忆道，“我们的愿望就是变成那些殖民者的照相底片：‘黑皮肤的法国人’。更有甚者，一切可能让人感觉羞愧的，我们都会为之羞愧：我们的黑色皮肤、我们的卷曲头发、我们的扁平鼻子、尤其是我们传统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人民……在内心深处，这些都会让我们暗自感到羞耻。”

然而，与其他居住在巴黎拉丁区的年轻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桑戈尔很快便转向反对同化政策。“正是法国人强制我们先是寻找自我，而后又是启示自我，这岂不荒谬？”他回忆说，“我们已经做到了吸收消化法国的语言和数学，但是，我们既无法丢弃我们黑色的皮肤，也做不到丢弃我们黑色的灵魂。因而，我们在命运驱使下寻寻觅觅，满怀激情寻找着一只圣杯——我们集体的灵魂。”

桑戈尔和他在巴黎的同伴们最终提出了这样一种哲学，他们把它称作“黑人传统精神”，即一种黑人意识，它坚持承认黑人和黑人文化特殊的贡献、价值观和特性。“黑人传统精神”学说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思想先驱。但是，桑戈尔一边强调文化解放的重要意义，一边仍死死抱住法兰西帝国。“首先做一个‘法国人’，这在政治上是一份十分出色的处方，”他宣称说。

他留在法国教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教师执业资格的非洲人。那可是一份令人羡慕的研究生学位证书，有了它他才有资格在法国的国立学校教书。作为一名归化了的法国公民，他服了一年义务兵役。与德国的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在巴黎教书的那所公立学校，成了一名所谓的“二流士兵”，由于种族的原因，他没能获得军衔。

他所在的部队做了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部队里所有的黑人拉了出来，靠墙站成一排。很快，桑戈尔意识到，德国人打算当场处决他们。行刑队准备开枪时，他回忆说：“我们高喊：‘法国万岁！黑非洲万岁！’”就在这一刻，德国人放下了枪。原来，一位法国军官劝说他们，这样的随意杀戮行为有损德国的荣誉。于是，桑戈尔在战俘营度过了18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德语，最后竟能用原文阅读哥德的诗歌。1942年获释后，他重操旧业，做了一名教授。

桑戈尔的政治生涯始于战后时期。1945年，作为塞内加尔的代表，他被选为制宪会议成员，是总共近600名成员中九名非洲代表之一。他参与了起草第四共和国的新宪法，赞同在宪法中强调法兰西联邦的“不可分割性”。由于法语造诣得到公认，他受聘担任了国家文法官。

在国民议会里，他在社会党党团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但最终还是丢弃了对法国社会党人的幻想。1948年，他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塞内加尔民主集团。塞内加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桑戈尔却是一名天主教徒，又是塞雷尔族人，而非主流部族沃洛夫人，但桑戈尔擅长构建各方之间的联合，无须借助宗教或部族的关系也能够寻求到支持。他与塞内加尔的大马拉布特们和伊斯兰教领袖们建立起了密切联系，而他们能够对伊斯兰信徒和民众施以严格的纪律约束；他关心体贴人民大众的疾苦，欣然坐在农民草棚屋顶家的地上，倾听他们的心声，吃着他们端上来的任何食物，赢得了“人民之子”的美誉；他还努力听取富有思考的青年激进活动分子的意见和关切问题。他善于说服和妥协的施政风格，后来成了塞内加尔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产生了相当久远的重要影响。

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桑戈尔还在文学世界里追求着自己的抱负，他定期在左岸上流的“丽普啤酒店”与作家和诗人们会面。1947年，他帮助办起了一家文学期刊《非洲存在》，专门致力于弘扬黑人文化；次年，他又亲自编撰出版了黑人作家新诗诗选，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特为该书写了序，题目为《黑人俄耳甫斯》，分析探究了“黑人传统精神”学说。桑戈尔还逐步形成了“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用非洲风格特色重新阐发欧洲社会主义，着重强调了非洲公共传统的重要意义。

甚至在强劲的民族主义之风吹遍非洲之时，桑戈尔仍然坚定地忠诚于法兰西事业。他评价恩克鲁玛的思想“太过激进”，劝告突尼斯人与法国保持密切关系，并投票支持法国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拨款，而且赞同派遣塞内加尔部队与阿尔及利亚民阵作战。1955年，不结盟国家关于殖民地独立问题的万隆会议开幕之前几天，他说道：“我所担心的，就是未来在非洲解放的灾难性压力作用下，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兰西，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

他不主张独立，而主张在法国与非洲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联邦。他辩称，对弱小的政治实体来说，它们经济不强、缺乏资源，独立不过是“伪命题”，如此而已。未来将呈现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集团与欧洲列强携手合作的格局。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动员起欧洲的资源，帮助非洲消灭贫困、疾病和愚昧。

他与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使得他的未来观黯然失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与他们对法兰西联邦共同拥有的忠诚无关，而是围绕着法兰西联邦的命运，关乎着法兰西联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