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弗埃—博瓦尼年长桑戈尔一岁，他走的是一条更为常规、传统的通向显赫的道路。1905年，他出生在亚穆苏克罗村一个富裕的鲍勒部族酋长家庭，自幼接受精英教育，在塞内加尔的威廉·旁蒂师范学校读书，后以名列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达喀尔医学院，成为一名非洲医生，返回科特迪瓦后，在殖民政府医务部门供职15年。在继承了亚穆苏克罗的大量土地后，他很快成为一名全国最富有的非洲人可可种植园主，并被任命为家乡所在区的区长。

他于1944年涉足政治。那年，他领导着一个非洲人种植园主的组织——“非洲农业工会”，反对法国在科特迪瓦实行的偏向法国族裔种植园主的歧视政策。1945年，他被选为制宪会议代表，开始履行一项特殊使命，努力争取废止强迫劳动制度。1946年4月，他取得了成功，由他发起的提案获得通过成为了法律，并被称作“乌弗埃—博瓦尼法”，他本人也成了一名民族主义领袖，在科特迪瓦，甚至在更广的范围里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和追随。在整个这块殖民领地上，他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民众载歌载舞的欢庆。通过这一胜利，他将自己的科特迪瓦民主党变成了黑非洲第一个群众性政党，甚至还将自己的影响推展到了整个黑非洲，领导着一个跨殖民领地的激进政党联盟——非洲民主联盟（简称“非民联”）。

为谋求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享有更有效的政治代表性，乌弗埃选择了与共产党人结成联盟。最初，他的这一做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当时，共产党人参加了联合政府，与其他法国政党一样，他们也珍视法兰西帝国，并无意要求为各殖民地争取自治权利，而是强调殖民地人民必须与法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通过这种团结为自己争得解放。无论在巴黎，还是在殖民领地，他们都愿意提供实际援助、资金、培训和人员。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转而采取“革命”的政策，同时要求非民联与其保持协调一致，并加强了对非民联活动的控制。于是，非洲民主联盟被拖入了欧洲的冷战政治，拖入了与法国政府你死我活的斗争。巴黎派出了“强硬的”行政长官，领命前往非洲实施镇压行动。政府公务员、村保长、教师，等等，凡有同情非民联者，统统撤职解雇；非民联的集会遭到取缔；选举公然受到操纵和舞弊。最终，在当地官员和法国移民的大力支持下，法国政府成功迫使非民联屈服。

面对镇压行动，非民盟的大本营——科特迪瓦首当其冲。非民盟党的官员悉数遭到关押，亲科特迪瓦民主党的村镇被课以更高的税率，甚至连该党党员赴麦加朝觐也被禁止离境。科特迪瓦民主党还以绝食、抵制、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巷战和从事破坏活动等手段来抗争。但是，他们终究难以与法国人抗衡，镇压行动最终奏效。1950年，在与法国海外领地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会晤后，乌弗埃断绝了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决定与政府求得和解与合作。

在此动荡阶段，乌弗埃—博瓦尼一直在不断地强调他对法国的忠诚：非民盟既不反对法国的政策，也从未要求过独立，它的目标无非是要求非洲人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享有平等地位，它所抨击的对象无非在于双重选举制度及其他形式的歧视。乌弗埃—博瓦尼明白，之所以出现冲突，盖出于他与共产党人走得过密的原因。既然这种关系已经结束，合作的道路将畅通无阻。他在1951年说道：“新的一页已经翻开，让我们在这崭新的一页上写下一个誓言：将非洲变成法兰西联邦中最美好、最忠诚的领地。”

与毗邻的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形成鲜明对比，乌弗埃—博瓦尼将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首要任务。他说过，独立之于非洲并非最佳答案。他与法国商界建立起了密切关系，鼓励法国公共和私人资本注入科特迪瓦。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种植园主，他也明白，通过贸易往来，法国能够为其国家的农民带来利益。通过1954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咖啡出口在法国本土市场获得了保底份额和价格的优惠待遇，而当时咖啡在科特迪瓦出口总额中占了57%的比例。

科特迪瓦经济依赖咖啡和可可出口。二战后，科特迪瓦经济发展突飞猛进。1950—1956年，可可的土地种植面积增长了50%；咖啡产量则翻了一番。到1956年，在法属西部非洲海外领地中，科特迪瓦遥遥领先，成为最大出口国，占了总量的45%；塞内加尔位居其后，占总量35%，但以花生为主。

科特迪瓦经济日益繁荣，可是，也引起了当地人民对征税制度的不满。当时，法国在黑非洲有两个邦联：一个是“法属西非洲”，由八个西非殖民领地组成，包括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另一个是“法属赤道非洲”，包括赤道非洲的四个殖民领地。为了支撑这两个邦联，法国实行了一套税制。根据这一税务制度，作为西非最富裕的国家，科特迪瓦上缴税款最多，贡献最大，可每年返还给它的财政拨款，平均还不到它上缴给法属西非税额的19%。经过计算，他们发现，假如把上缴给法属西非的税款留下，不必加税就能使预算收入增长一倍。

乌弗埃—博瓦尼下定决心，一定要解脱法属西非洲的束缚，使邦联的权力下放。但是，塞内加尔是法属西非洲总部所在地，一旦邦联权力下放，势必会蒙受相当可观的利益损失。所以，乌弗埃—博瓦尼遭到桑戈尔的强烈反对。桑戈尔坚持认为，一个政治上的邦联，包括八个国家，拥有2000万人口，将会发展成为一支有能力实现经济自足的强大力量，而像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样一个个分散的国家，人口区区300万，充其量只能是供人驱使的小卒子。

所有各方都认为，法兰西联邦需要改革。法国的部长们担心，阿尔及利亚那种痛苦的暴力局面可能会在非洲各地再现。加纳和其他西非英属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更是为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地人在蠢蠢欲动，”1956年3月，新任法国海外领地部长加斯东·德费尔告诉巴黎的国民议会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抄袭英国人，英国人将自己殖民地政治和行政当局转型的做法，毫无疑问已经影响了法属西非洲和法属赤道非洲的人民，使得他们越来越迫不及待了。”

乌弗埃—博瓦尼把握住了主动权。经过1956年选举，他的非民联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最大的非洲政党，使他在法国新政府中得到了一个正式内阁成员职位，进而有能力对改革的方向施加重要影响。在乌弗埃的支持下，德费尔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框架法律”，授权政府采取行动，避免了议会无休止的争论造成改革的延宕。在随后的改革中，法国接受了普选权和单一选举人团制。而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允许自己的非洲殖民领地实行一项内部自治的重要措施。每一个领地都有了自己的总理、内阁和议会，管理诸如预算、文官队伍、公共工程和初等教育等事务。

然而，由于这一进程，法属西非洲和法属赤道非洲两个邦联解体了。实际上，法国本无意让这两个非洲领地的邦联发展起来，获得过大的权利，以免它们对法国本土议会施加重大影响。桑戈尔指责法国政府要使非洲“巴尔干化”，把非洲变成弱小、分裂、从而具有严重依附性的国家，借此维持自己对非洲的控制。可是，他的抗议归于徒劳。

然而，无论是桑戈尔，还是乌弗埃—博瓦尼，抑或黑非洲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从未对脱离法国取得独立表示过支持。非洲留在法国体系确实会带来可观的利益。1956年，黑非洲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中代表人数增加到了33名；一年后，法国政府吸纳了四名非洲人分别担任部长或国务秘书。法兰西联邦发放的财政利益也同样举足轻重。法国政府负担行政开支的大头，并向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1946年至1958年间，70%以上的公共投资和30%以上的年度运转支出都是由法国提供资金。大笔款额花在了公路、桥梁、学校、医院和农业上。桑戈尔说：“独立根本没有积极意义，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