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不到两个月，爆发了另一场暴乱。这一次发生在尼亚萨兰，这使得英国殖民部的长远计划泡汤了。这场暴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非洲人反对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态度日趋强烈，反对联邦白人领袖攫取独立支配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派领导人是一位年长的医生，名叫海斯廷斯·班达，曾在海外生活了42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新近才返回尼亚萨兰。1958年离开伦敦之前，班达曾拜访了殖民部国务大臣阿兰·列诺克斯—鲍埃德，那是一位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热心支持者。关于他们的会面，列诺克斯—鲍埃德回忆道：“班达告诉我，‘我回国是为了打碎你们血腥的联邦。’我说：‘那样就会让你坐牢。’我们之间相处得相当融洽。”

班达是一位极端保守的人物，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名长老，对跳舞、衣着装束都保持着清教徒式的态度。他在伦敦北部行医，过着中产阶级富足的生活，有房有车，时而玩一玩股票，日常总是戴着一顶黑色汉堡小礼帽，手上拿着根包着金箔的手杖。人们都知道他乐善好施，常常慷慨解囊，所以对他十分尊敬，在他的手术室外候诊室里等候的病人，只要看到他进来，都会站立起来以示敬意。在政治上，他主张应在不失体面的前提下行事。但是，从一开始酝酿成立联邦起，他就激烈地反对将尼亚萨兰并入其中，并为之不懈地斗争。当英国政府批准成立联邦时，班达痛苦地悲叹道，这是“对一个怀着信赖和忠诚的民族冷酷、狡诈、无情而又轻率的出卖”。

1959年届花甲的班达被人民当做救星，回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回到家乡，他就以非凡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事业之中，努力将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建设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组织。他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总是身着一袭深色三件套西装，头戴一顶黑色汉堡小礼帽，即使在正午烈日之下也衣装整齐，毫不苟且。他不无惊讶发现，自己居然有着面向公众演说的天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大批激动的民众，为他抨击“愚蠢的”联邦而热烈地欢呼雀跃。“这里的情形很热烈，”他在1958年11月写信给一位同事说，“我让整个布兰太尔和松巴都激情燃烧了起来。我希望很快能把整个尼亚萨兰都激情燃烧起来。”

他领导的运动很快引发了暴力和骚乱。总督罗伯特·阿米特吉爵士确信，政府正面临着一项大规模阴谋活动，包括谋杀白人的秘密计划。于是，他在1959年2月调集罗得西亚军队协助维持秩序，从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随后，他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逮捕了班达及其数百名支持者，取缔了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然而，紧急状态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局面，恢复秩序，反而激发了更严重的骚乱。暴乱和示威游行频频大规模爆发，导致近50名非洲人死亡。

官方对暴乱进行了调查，所得出的报告带来了毁灭性后果。调查结果认为，总督实施紧急状态措施是正当行为，但也指出，这些措施将尼亚萨兰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更有甚者，该报告对英国政府的观点提出挑战，称反对联邦的势力“有很深的根基，受到了普遍的支持”；而英国政府则认为，在联邦问题上的民族主义骚乱仅局限于“一小撮非洲政客，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追逐私利”。

英国在本地区的整个战略被彻底打乱。报告指称尼亚萨兰是“警察国家”，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严重损害了英国实行进步的殖民管理的形象。联邦的未来计划也遭到质疑，英国的大臣们再也不能把联邦描绘成一项大胆的种族伙伴实验，殖民统治面临的困难骤然增加。在北罗得西亚，由于担心将在1959年举行的大选会引发动乱，当局取缔了一个鼓吹抵制选举的军事组织，逮捕了它的领导人肯尼思·卡翁达。在肯尼亚，由于茅茅的在押犯人在狱中死亡，爆发了骚乱。在这个地区，英国曾经是推动殖民解放进步的先驱，而现在，则被认为跟在法国后面亦步亦趋，地位受到极大削弱。但是，在尼亚萨兰实行紧急状态之后，英国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将会有更多反殖民主义暴乱事件发生，驻扎在本地区的英国军队将不得不拉长战线来控制局面。

1961年，英国人调整了政策。他们放弃了所有长远计划，加速了整个殖民地独立进程。非洲的政治变革不再为白人定居者的反对所掣肘。“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政策，都会在非洲导致十分严重的流血屠杀”，力主推行新政的殖民国务大臣伊恩· 麦克劳德下此断言。1960年1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访问加纳、尼日利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在此次非洲之行中，他公开宣布了英国的“退却”政策。“变革之风正在吹遍整个大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意识的这种发展是一个政治现实，”他在开普敦说，“我们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而针对民族主义制定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现实。”

无论是麦克米伦，还是麦克劳德，都不相信非洲现存殖民地已经做好了独立的准备。这些殖民地大多经济上贫困脆弱，都不具备独立的充分条件。然而，此刻的非洲，发展变革过快的风险超过了以往发展变革太慢的危险。麦克米伦尤其对共产主义影响的发展忧心忡忡。“在我看来，”他说，“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中立国家将摆向东方，抑或西方。”要去击退民族独立运动，他断言，就等于为渊驱鱼，会把他们推到共产主义者一边。

很快，肯尼亚的白人社团就被告知，他们将只得接受非洲人多数统治。1960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宪政会议上，麦克劳德宣布：“我们打算带领肯尼亚走向完全自治，用更明确的语言讲，就是走向独立。”

由于非洲政治家纷纷强烈要求释放肯雅塔，当局最终做出决定，恢复了肯雅塔的自由。1961年获释后，肯雅塔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来消除白人对他的恐惧和疑虑，并明确表明他对茅茅鄙弃的态度。“我们决心以和平方式来获取独立，我们也不会让流氓们来统治肯尼亚，”他在1962年说，“我们决不容许相互仇恨。茅茅曾经是一种疾病，它已经被根除干净，决不能让它死灰复燃。”1968年，他在总统职位上，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没有痛苦的磨难》，进一步坦率地谴责了茅茅，“那些在肯尼亚建立组织团伙、滥施暴力的人，从来都不是肯雅塔的政治伙伴和行政同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