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达也获得了释放，并很快获英国人首肯，在尼亚萨兰实行非洲人多数统治。但是，围绕联邦命运的斗争仍在持续，白人政客拼命维持联邦的完整，责骂英国人背信弃义，这场斗争又沸沸扬扬地延续了三年。1963年，联邦寿终正寝，在罗得西亚白人中间又增添了几分疑虑和愁绪，他们认为，英国人撤出非洲是一种向黑人极端势力投降的行为，给自己的处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威胁。

当时，在东非和中非殖民地，受过专门训练的本地人力资源极其有限。而变革速度之快，意味着这些殖民地将仅仅依靠最低限度的本地人才，向着独立迈进。如果说黄金海岸早在1920年代末就已经能炫耀自己拥有约60名律师的话，肯尼亚首位非洲裔律师迟至1956年才开始执业。在北罗得西亚，1959年仅有35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在尼亚萨兰，则为区区28人。在坦噶尼喀，直到1957年才有一位非洲人被任命为区级官员。1961年，也就是坦噶尼喀独立那年，达累斯萨拉姆的所有高级公务员、全国所有的省长、以及全部57名区长中， 55位都是被派往海外任职的英国人。

按照殖民部旧的自治标准，英国官员估计，至少需要10年到15年时间强化培训，才能培养出有效、稳定的现代行政管理团队。但是，由于匆忙交接政权，以往定下的所有标准统统被丢弃。在西非，尼日利亚人在独立之前38年就开始参加选举立法机构；在加纳则始于独立之前32年。而在坦噶尼喀，从第一次全国性选举到独立只有39个月的时间。在独立之前，尼日利亚已经有九年“责任”政府的历史，加纳为六年，相比之下，坦噶尼喀则是19个月。

变革的节奏如此之快，那些负责安排制定新宪法、举行大选和推动议会立法等等政权交接事项的英国官员们，繁忙得难以按时完成工作。批准乌干达独立的枢密令直到独立日期之前一个星期才完成起草工作。在北罗得西亚，直到独立前几个小时，政府办公楼前即将开始举行庆祝游园盛会之际，关于英国南非公司交出采矿权的谈判仍在游园会场的一顶帐篷里进行着。

尽管仓促得难以妥善安排礼仪，政权交接活动还是高效、友善地完成了。一个接着一个，新的国家在欢庆中诞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和欢迎。1961年，诞生了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1962年，乌干达；1963年，肯尼亚和桑给巴尔；1964年，尼亚萨兰获得独立并改称马拉维，北罗得西亚则变成了赞比亚；1965年，弹丸之地冈比亚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国家。南部非洲的三个领地——“女王毯子上的几个跳蚤”——也随之相继独立：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和巴苏陀兰(今莱索托)于1966年，斯威士兰（Swaziland）于1968年。

无论在英国统治下有过什么样的经历，非洲领袖们都不无矫情地发出溢美之词。班达博士在谈到被英国人关押的岁月时说：“那是英国人所做的一件对我最有裨益的事情。”肯尼思·卡翁达曾经两度遭英国当局监禁，而今却骄傲地声称，赞比亚没有遭受辛酸的磨难即赢得了独立。塞雷茨·卡马，曾与一名英国女子结婚，为此一度被驱逐出贝专纳兰，后来成为了博茨瓦纳总统，与英国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塞拉利昂领导人米尔顿·马尔盖爵士曾在伦敦参加过一次会议，当在会上被问及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获得独立时，竟放声大哭起来，说是自己从没有奢望过能在有生之年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独立演说中，尼日利亚的阿布巴克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充满热情地谈到英国殖民的功绩时称，“最初是主子，然后是导师，最终成为伙伴，永远都是朋友”。然而，在此情形下，最为令人心酸的是肯雅塔的演说：“我们不会忘记，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获得了帮助和指导，它来自不列颠血统的人们：行政官员、商人、农场主、传教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体系、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在不列颠的规范与司法基础之上。”

这一切都与比属刚果的独立进程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