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据1945级3年制油画专业学生曹增明回忆：

吴先生因为身体欠佳，长住上海，每学期只是来三四次，每次十天半月不定，课务便由丁天缺先生负责指导。有一回，他来了，端庄凛然地站在大家中间，一讲就是3小时，讲艺术、讲历史、讲哲学。远古洪荒，希腊盛唐，旁征博引，雄辩而精辟，使人觉得“混沌里顿出光明”。吴说，课堂里的工作，不过是训练耳目与手，不是求画面上的好。准确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种道义关系。

这一年秋天，曹增明通过丁天缺得知，吴大羽有个宏愿，即重振中国壁画。“他认为我们祖宗创造了壁画，有许多杰作伟构，而今式微了”，打算把学校画廊（即展厅）的所有墙壁都画满壁画，选定的第一幅题材就是“愚公移山”。只是后来未获学校当局认可，无钱实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委任刘开渠为国立艺专校长。吴大羽在接到开课的通知后随即赶往学校，却被告知已错过报到时间，因而失业了。他当即向刘开渠（曾是吴大羽最早的助教）说明是通知迟到，而非自己耽搁，但未被接受。

另一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初，学校即召集教师去农村体验生活，回来之后举办了创作观摩会，包括林风眠、潘天寿等，都展出了反映现实的作品，唯独吴大羽不愿参加此类活动，因无相关作品可展览，乃由学生捉笔，画了一张年画《五子登科》，引起议论与批评。

据当年的学生裘沙回忆，吴大羽也到展览会上来了，听见那些令他不舒服的意见后，站在署名自己的那幅画前，用手杖比试着说：“我是个油画家，本来有这么高，来画年画，已经矮了这么一节，现在还要把我再截掉一节，我不干了！”当即表示辞职。

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其时的学校和吴大羽，显然彼此没法相容。

离校回沪后，他还是找到了饭碗，成为上海美协的签约画家，每月交3张画，拿60元钱，这在当时也仅够温饱，要从事艺术生产，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此后吴的油画作品很少，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吴大羽被称为“无画的画家”，恐怕没有比这话更能反映他一生悲剧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写照了。平生耕耘所获，先是在抗战中被日寇毁掉，其余作品则几乎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光与丢失。现在存世的油画，多为晚年所作，用的布料很差，但颜料很好。这是因为朱德群在得知老师境况后，从法国给他寄了一大箱油画颜料。

吴大羽早年与林风眠一样，都是作大画的，画过高3米、宽2米的《孙中山遗嘱》。至于抗战时离开杭州前所作的《国土不容侵犯》（又名《血手》）更是高达4米，画中一只巨大的血掌，边上写着“我们的国防线不在我们的海防，不在我们的山冈，而在我们的血肉之躯”。这么一种血性与豪情，到晚年几乎被消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