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孙福熙教授主编、艺专师生撰稿的《艺风》创刊,杭州《艺风》杂志社编辑出版,上海嘤嘤书屋发行。
2月,继一八艺社解散后,学生又成立了“木铃木刻研究会”,于4月和6月先后举办了两次展览并出版《木铃木刻集》二集。10月,负责人刘萍若等4人被捕,遂解散。
1932级高中部的王朝闻后来回忆道:“政治环境实在恶劣,几经政治风波的这个学校,谈不到言论自由,我惟恐一不小心就又会‘捉将宫里去’,不得不连看鲁迅逝世消息的报纸而流泪的事也要掩饰。我和同学们去南京参观画展,背着多数同学在中央大学参加了本校高班同学夏朋诸君召开的座谈会,是为数不多的冒险行为。”
由艺术运动社编辑出版的《神车》也于本年创刊。
西画与国画合并后,国立艺专只有绘画、雕塑、图案三个系。这里“图案”的意思相当于后来的“设计”,包括了平面设计、建筑设计等诸多内容。实用美术进入最高学府,在当时是一种潮流。
刘既漂领头的图案系实力雄厚:把俄罗斯传统田园式建筑风格和20世纪初期构成主义元素相融并举的俄籍教师杜劳·西洛夫;被鲁迅称作自陶元庆死后“能教图案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的陶元庆;将欧洲构成主义和德国包豪斯风格与日本传统图案风格集于一体,从事基础图案和招贴教学的日籍教师斋藤佳藏,还有海外归来的雷圭元、陈之佛、李有行等。
刘既漂先后撰写了《中国新建筑应如何组织》、《美术建筑与工程》、《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与未来》等文章,阐述在法国留学时期已萌发的关于“美术建筑”的观点,认为:“数年来,中国艺术运动的波浪很大。当中最可观的为绘画、新诗、影戏。其次如音乐、戏剧。至若雕刻和建筑,简直没有提及!大概因为这两科的同志太少,尤于研究美术建筑的更少。”
承接西博会的设计无疑给了他一个机会,对此时人更多是称赞,说从大门起的整体风格:“宏伟、美观,又寓柔媚于巍峨之中,不仅与秀丽的西湖意韵相协,而且和艺术馆陈列的艺术品相调和。”然而对造在湖边的那座博览会塔,林语堂却有恶评:“在这一幅天然景物中,只有一座灯塔式的建筑物,丑陋不堪,十分碍目,落在西子湖上,真同美人脸上一点烂疮。我问车夫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展览会纪念塔,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尤的留学生作此恶孽。”林还表示,哪天要是“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野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整个粉碎”。虽乃戏言,却不乏激愤之情,可见在林看来那塔与西湖周边环境一点也不协调。
作为图案系教授,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刘既漂如何可能没有考虑?他在当时《东方杂志》博览会专号上撰写的《西湖博览会与美术建筑》中,早就展示过自己对展览场馆最初的设想,只是觉得实施可能性不大,因为虽然“建筑的作风,以能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本国文化为目的,不过这是不容易做到的,需要先做介绍西洋建筑和调和中西建筑这两步工作,然后才能讲到创造新作风去表现思想和新文化”。他知道进步过程中的非驴非马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