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士不大问世事。正是这么一种状态，让他保持了一段时间还算平静的生活。与他同校，也是留学归来，一起在杭州国立艺专待过（曾任教务主任）的西画教授戴秉心就没那么福气了。据当年的学生朱铭回忆，大约在1961年，戴因为一幅题为《教授的早餐》的写生，受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其实那只是一幅16K大小的油画，画面上是一只带提梁的饭盒，里面装着菜汤，外面有两只黑黝黝的地瓜面窝窝头。完全是当时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却被指责为污蔑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事实上当时情况还要糟糕得多，“3年经济困难时期，艺专操场上那两座三层楼高的‘湖草’垛都生生地被全校师生吃光了。校长、书记、教授、炊事员都和大家一样吃掺着湖草的窝窝头共渡难关。”

这种堆在操场上的“湖草”最初应当是响应“大跃进”号召，师生一起弄来喂猪的，谁知不久灾难降临，就成了救人一命的食物。

由此也可以推断当时李超士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一些境况。

随着整个形势越来越“左”，平静就更难维持了，用孙文松的话来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跟他接触了，后来他具体去世的时间我都不知道。”

晚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李超士几乎不出门，只能坐在居室窗前，望着外面家人种植的南瓜和花草，随手画下来。也许完全是无意识地，他用这种看起来像是无可奈何的做法，对当时盛行的宏大叙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艺术为什么不能是平凡的呢？

李超士早期的作品均在抗战西迁的过程中散失，如今只能从当时的印刷品中获得一丁半点讯息，陈抱一认为他当年的风格是“洋画上最通俗的方式”（见《洋画运动过程略记》）。至于后期作品，则多“留在山师的仓库里，后来被当作废纸卖掉了”。

李超士被称为中国“粉画艺术先驱”，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表现出一种与当时主流艺术很不相同的风貌，除了也有极少数描绘工农兵题材或建设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静物、花果和风景，画面中透出平和与宁静，超然于那个时代，似乎应合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