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林启向廖寿丰递交了一份官牍，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虽系官牍，做的却不是八股文章。林启言简意赅，论及杭州已有的六座书院，以为皆空谈义理、溺志词章，不足于缔造报国之才俊，拟另办一所新学。为表明此议并非空穴来风，林又列举了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在天津开办北洋大学堂，是年又创建南洋公学于上海，均经光绪皇帝御准，为官办大学，意思是浙省似也可先行在杭州仿而效之。

5月，廖寿丰召见林启。廖是仔细看了报告的，对办学一事表示赞同，但恐保守派的地方官绅会从中梗阻，于是找来林问有何对策。林启遂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说学堂不妨仍沿以书院名义，查没的普慈寺房屋可改做校舍。廖巡抚沉吟良久后许之。不过为稳妥起见，据廖的意思，还得给朝廷呈上一份奏疏。林启随即自告奋勇，说无妨走个程序，此奏章他可代行起草。

6月，一连数天，林启皆秉烛夜书。至17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奏设求是书院摺》最后一笔落定。林起身出了书房，踱步庭院，将草成的奏章又从头至尾细细默诵：开篇即以“浙江巡抚臣廖寿丰跪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恭折奏明立案仰祈圣鉴事”一句，点明所兴新学之性质，后文更是强调“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而讲求实学“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术业”，为“屏一切模糊之谈而课其实事……专设一院”，林启取其名曰“求是书院”，虽不及“学堂”、“公学”等来得响亮，旧瓶里装的到底也已是新酒了。想到这里，林启顿觉庭院中月光如水，槐花溢香，心情大好地返回书房，在奏章末端添写了日期后，竟毫无睡意地独自饮起酒来。

对林启在杭州任上创办新学，有人是这样阐释的：“那时《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杭州拱宸桥刚刚割给日本人当租界，丧权辱国的时代开始了，林启显然已经认识到教育与救亡的那种关系。”这话当然不错，但接下来的讲述却不免似是而非：“据说他到杭州那天，刚下了车就奔到东城的讲舍，以政治和时事来与学子们讨论。……讨论的结果，章太炎得了第一名。第二年，1897年春天，林启在普慈寺办起了求是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30个，章太炎是第一名。”其实章太炎当年并不在东城讲舍，而是师从诂经精舍的俞樾；求是书院开张时招收学生是有年龄要求的，须在20岁以内，章太炎却已经30岁了。事实上章在是年年初就已经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务报》任撰述了。

扯出这一笔实在是有那么点吹毛求疵的。100多年的倥偬岁月，模糊了太多的前尘往事，拿到今天来讲述，很难做到时空的绝对准确。我上文所写的林启在求是书院创办前的活动，也一样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事实上，在缺乏由当年的白纸黑字提供考证的情况下，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其合理性的。譬如章太炎和求是书院，就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章太炎在上海《时务报》干了几个月，又回到杭州，与宋恕等人创办“兴浙会”，其时宋恕为求是书院教习；又譬如那份《浙江巡抚廖寿丰奏设求是书院摺》，也的确出自林启之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近现代四大高等学府之一的求是书院，已为世人公认是在1897年，由林启鼎力创办于杭州，乃浙江大学之前身。

初创时的求是书院，办公在普慈寺大殿，殿后的东西两处斋堂，则用作学生课室及宿舍。一座学堂的所需，当然远不止这几项，但毕竟主项是有了，其余的能合则合，能并则并。林启这个人，不只是思想学问出类拔萃，经济头脑也好使得很。身为书院主办，他清楚地核计过，“所有常年经费并教习翻译监院及司事人等薪修工资并奖赏伙食等，每年需银5000余两。此外尚有随时购置仪器图籍暨学生纸笔一切杂用不在此数”。这笔钱在当时也并不是个小数目，虽经林启想方设法、各方筹措，结果“合计尚不及万”，想要大兴土木是不可能的。因此林的态度很明确：“当此开办之始，规模不敢过侈，俟经费稍充，再图展拓。”好在有了普慈寺房产的现成利用，求是书院在校址、校舍上既没有花费什么银两，也因为省却了基建，很快就能够得以聘师招生、开张授课了。

今天的大学生，入学需经由高考，择优录取；当年求是书院的学生，也是要经过“高考”的，其过程大致如下：先是“由地方绅士保送”，除年纪不超过20岁，还必须具备“举学贡生监”的资格，这是初选；对符合条件者，再由书院总办林启亲自予以复试，方法是通过接见面询，“择其行谊笃实，文理优长，并平日究心务实而无嗜好习气者”，要求显然也很苛刻。及至进了书院，“学以5年为限”，5年中之课程规约，更是相当严格，除上课之外，还要“泛览经史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并将学习心得之类写成日记，每10天汇送查考一次，到了年终时，再经由总办“通校各艺，分别等第，勤者奖，惰者罚，不率教者斥，优异者存记”。有这样的一些规矩在，想混日子是不成的。

那一年林启已经59岁，放到现在，都到退休年龄了，然而在当时，但逢望日，即每月的16日，这位知府大人却仍会亲临书院课学，命题阅卷，督促甚勤。书院总办其实就是校长，林启这个校长，做得也真是辛苦，他所以给书院取名曰“求是”，就是要以“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为新学作思想奠基，可以说求是之学风，从一开始便是因其而得以言传身教的。

杭城的大学故事，就这样徐徐地展开了。就一所百年名校而言，这当然还只是一段开篇，作为首先出场的人物，也许有必要对林启的之前之后做个简约的交代。称林启是个有学问、有抱负、有骨气的文化前贤，这自然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具体到其思想行为之显要，则无非是两条：一是为官，二是办学。林启做官的思想，可归结为“简文法以核实政，汰冗员以清仕途，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而林启办学的主张，则可明确为“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林启为官在前，办学其后，但是做官和办学的相得益彰，却充分体现在杭州任上，世人赞其“守杭5年，政平人和”，谓之“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说杭州人视林启为父母官，那还只是以“官”相待，事实上却是认定了他为杭州人，以“人”相亲了，以至于林启去世后，杭州人执意要将其葬于西湖孤山之麓，与他亲自补栽的梅花为伴。

林启在杭州办的学校，不只求是书院一家。马叙伦著《石屋余渖》中有“林迪臣先生兴学”一节称：“先生名启，福建侯官人，以翰林出守。其知杭州府事时，创设新式教育机关三：一曰求是书院，似高等学校、中学校之混合学校，求是递传而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国初乃废。一为养正书塾，似中小学之混合学校，养正递传而为杭州府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一为蚕学馆，似职业专科学校，递传而为浙江省立蚕桑学校、浙江省立蚕丝学校。”马叙伦系养正书塾学生，故亦以林启为师，且关系非比一般。忆及在校时的情景，马叙伦说，“每年三节，由一府两县轮流督试一次，试列高等者有膏火之奖，余两受先生试，幸列高等，以昔习言之，先生为余受知师也”，所以在林启去世后，但凡逢有林社公祭日，马叙伦只要人在杭州，“虽风雨必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