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直就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城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作为继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之后的第三座新式学堂，求是书院出现在杭州不是偶然的，在知府林启会同浙江巡抚廖寿丰创办新学之前，杭州人汪康年、陈汉第其实就已经在谋划了，只是“因官绅梗阻，久久未遂”。陈汉弟后来做了求是书院的监院，汪康年则可以说是浙江近代改革的点火人。

从时间上来看，求是书院的存在时期，正是戊戌变法前后。1898年的那场百日维新运动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汪康年就是康梁变法阵营中的骨干。梁启超此前也给林启写过信，赞赏求是书院的创办，以为“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舆也”，廖寿丰则致函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汪康年，邀请姚石荃“来浙一谈”，因姚受张之洞派遣，去日本考察过教育，廖、汪之间的信件往返，促成了后来求是书院向日本选送留学生的计划。可以说那时候的杭州，以求是书院的开设为标志，显示出了影响全国的近代思想中心地位，宋恕、章太炎担任主笔的《经世报》也是在那个时候，由童学琦等人在杭州创办。

但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慈禧太后将改革归罪于新学，下旨“各省学堂已办者即行收缩，未办者即行停办”，求是书院于是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蒋百里和史寿白的先后留学日本，虽属书院人才选派，却也都带有避祸性质，比起头两年招生和办学的除旧布新之势，书院随后的步子显然缓慢了许多。在1903年前的求是书院后期，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所处的是一种较为暧昧的状态，因为不断地改变名称和调换人员，生气仿佛已然缺失。

求是书院的第一次改名，在1901年秋。是年9月，清政府下达的所谓兴学诏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大学堂，故“浙江巡抚廖寿丰奏改浙江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其时林启去世，陆懋勋入京，求是大学堂较之求是书院，应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次年，也就是1902年，再度改名为浙江大学堂时，陈汉第也辞职离去了，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数月的劳乃宣应巡抚任道镕之聘，来杭出任学堂总理。过了一年，1903年岁末，又遵照学部要求，改大学堂为浙江高等学堂。3年里忙忙碌碌地改来改去，只留下校名的更替，其余的倒都给一笔带过了。

如果从1904年算起，浙江高等学堂的存在期正好是10年。学堂的校址应该还是在城东蒲场巷，但昔日普慈寺的区域，也许已经不胜容纳了，因为还在浙江大学堂那年，学校就增设了师范班，后来更名为师范传习所，招生百余，约占在3/1，学生都是一些年龄偏大，不及研读西文，但国文程度较佳者，加以培养造就，速成师资。除了招生数额增加，学校还建了个植物园，用来作为博物课的实习场地。

有一份1907年的统计显示，当时在校的教职员工是29人，学生319人；学校房舍的分布为：“头门3间，礼堂5间，讲堂10座，食堂2处，事务室2间，监督、教员、办事员住室28间，学生自习室22间，学生寝室35间，图书仪器室14间，养病室10间，浴室8间，其他房屋50间，共计195间，另有操场两所。”如果按195间计，除已列之外，应该还有6间尚未列明，但就是这个规模，也已经相当可观了。继劳乃宣之后，重返杭州的陆懋勋回到了蒲场巷，在他眼中，此处依旧是当年的“求是”，并且在随后3年的任上，他把浙江高等学堂推进了一大步。

事实上在杭州人心里，城东蒲场巷里的这所学堂，不管名称怎么变，始终也都还是“求是”。1909年的春天，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杭州人邵裴子刚刚踏上青石板铺成的巷道，耳边就仿佛响起了书院的钟声。虽然昔日的寺庙格局几经变迁，已不复旧貌，但当年就读求是书院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转眼10年过去了，邵又回到母校，来做英文教习了。也许他想过这是一种缘分，却一定没想到这个缘分几乎会贯穿他的一生。

在随后的几年里，邵裴子在浙江高等学堂从英文教习做到了教务长，又从教务长做到了校长。邵裴子这个校长，是真正称之为校长的校长。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12年初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浙江高等学堂自然也又一次地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暂行办法”到底是暂时的，以后还要另行制定正式的，所以在这之后，因学制改革等具体条文未及出台，学校暂停了招生，至1914年最后一拨学生毕业，浙江高等学校实际上已不再存续。

邵裴子的这任校长，做了只有半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杭州后他去了北京，在财政部任职。虽然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拿的是文学学士学位，但他攻读的却是经济学，当然，教育依然还是他的梦想，所以任职财政部的同时，邵还在北京政法大学兼了英文教授和教务长，直到北伐战争前夕，再次回到杭州。那时候的邵裴子，距离又一次出任大学校长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如果把浙江高等学堂（学校）的10年单独划成一个阶段，那么，之前那不断改名的3年，也可以算作是“后求是书院”时期。从求是书院时期和“后求是书院”时期出来的学生，日后做了大学校长的，何燮侯是一个，邵裴子是一个，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心理学家陈大齐，也是一个。出自浙江求是大学堂的陈大齐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攻心理学，1912年秋回国，接替邵裴子做了浙江高等学校的校长，虽然时间也不太长。

杭州这个地方，虽然也有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纸醉金迷岁月，但安闲享乐应该不是她的主题，“商女不知亡国恨”，所以才会“直把杭州当汴州”。事实上在近代，尤其辛亥革命前后，杭州的突出表现，一直是在思想、学术、教育、文化，乃至革命等方面，其中的教育，更是许多青年读书人向往的兴国之途，以求学杭城为热衷，譬如历史学家兼教育家何炳松。

何炳松是以优异的学业被金华府中学堂保送来杭的，时为1906年，他还只有16岁，进的是浙江高等学堂的预科。当他踏入蒲场巷，发现学校的所在原先竟是一座庙宇时，心头掠过的是一丝惊喜。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何炳松一向喜欢庙宇，在《求学经验之回想》中，他就说过“庙宇为历史图书馆，大世界为戏剧图书馆”这样的话。伴着旧时普慈寺的晨曦夕阳，何炳松从预科到正科，在浙江高等学堂整整读了6年。

在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中，何炳松也许可以说是最好学的人了。6年之后的1912年，何被公费资送去美国留学。在美4年，他先后就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研究院这3所大学，学科涉及法语、德语、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威斯康星大学时，何炳松一边读书，一边还受聘为历史系助教，因此甫一归国，即被蔡元培聘去北京大学执教了。

与何炳松情况基本相同的，还有一个陈布雷。何自金华保送来杭，陈则是从宁波府中学堂退学，改考浙江高等学堂预科。虽然也是在1906年入学，但据说属于原本不予接纳的插班生，经其时掌校的吴雷川特许，单独命题授试后，才得以进校。从预科读到正科毕业，这位日后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文胆智囊”的国民党第一支笔，从浙江高等学堂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改名布雷也正是在浙江高等学堂期间。陈自己说：“余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代为拟者。”那时候的陈布雷，脸面圆润饱满，同学们开玩笑给他取了个“面包孩儿”的绰号，面包的英文为Bread，陈说：“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后来竟以此名，而训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彦及，转鲜有人知之者。”

汪德光在陈布雷的那一批同学中，是个活跃人物，做过同学会会长，时在力保沪杭甬铁路主权、抵制英货等学生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与陈布雷、邵元冲等，曾经在全国高校会考中名列前茅，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属清代书法名家王文治一路，但后来却从了商，做起商会会长了。也是因与陈布雷、邵元冲等党国要人的同窗之交，得以购买枪支弹药，组建私人武装，可谓财戎双加，连县太爷都让其三分。再后来，却竟是遭遇变故，又退而行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