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等学堂时期的陈布雷好结益友，对昔日学友的记忆也最清晰，提起名字来总是一长串，如陈君哲、虞梅洲、徐圃云、黄念耘、祝廉先、邹亚云、沈伯严、范秉琳等，据说范还是陈布雷投考浙江高等学堂的鼓动者。至于日后与郭沫若等一起在日本建立过“夏社”的陈君哲，当时最为激昂，常向陈布雷推介进步刊物。同学中以才华学问令陈布雷相慕重者，大多是浙江人，譬如最先呼其“面包孩儿”的邵振青是金华人，邵元冲、朱内光是绍兴人，还有德清莫存之、永嘉林智敏、兰溪胡心猷等，可见浙江高等学堂（学校）的10年，的确将一大批有学识有抱负的年轻人会聚在了杭州。

这里所说的邵振青，即著名新闻学家，堪称中国报业先驱的邵飘萍，毛泽东所称的“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也是在1906年入读浙江高等学堂的，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到1906年，正好是迈入第十个年头，众多有志青年在这一年同期进校，应该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个人各有志、才情并茂的年头，由求是书院的盛名鹊起，到浙江高等学堂的执著固守，相信她所在的杭州已经成了青年知识群体的逐梦之地，各路学子为圆梦而来。

邵飘萍的梦想是“新闻救国”，试图以办报来激发和铸造民心，受的显然是梁启超的影响，这在当时，无疑是冒风险的。清廷有禁令称：“各学堂学生，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得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即记者）。”但浙江高等学堂的氛围，却与之相远，既允许学生自由购阅报刊，也可以彼此交流，纵谈国事，甚至连邵飘萍最初的办报实践，都是从在校读书的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是一份16开蜡纸版油印小报，名为《一日报》。据张任天回忆，出版时间是1908年。是年学校召开了一次运动会，因为校外的运动爱好者亦可报名参赛，故谓之省运动会。张任天说：“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3人一核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3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张任天是百年人瑞，活到109岁的1995年才去世，但他的这段“掌故”也有存疑，有说他在邵飘萍入学浙江大学堂的前两年，已经去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数学，不可能与其同窗。年代太久了，时间上的记忆有误是难免的，但是就这段往事而言，其本身应该不至于空穴来风。事实上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报》就创办在杭州。

谈到浙江高等学堂（学校）时期的学生，后人曾有过“两邵一陈”之说，“两邵”指的是邵飘萍、邵元冲，“一陈”则为陈布雷。此说既有这3个人日后的社会知名度的因素，更在于他们求学期间就表现出来的出类拔萃。陈布雷在《我所认识的邵翼如先生》一文中，也专门谈到过“两邵”：“我们浙江高等学校有著名的两邵，一是翼如（即邵元冲），一是飘萍。若论才气横溢，飘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愊无华，那就要以翼如为不可几及了。”清正亮直好理解，悃的意思是真心诚意，悃愊则为至诚，悃愊无华，那就是没有一丝虚荣浮饰的坦诚了，这个评价对于邵飘萍，其实也是非常恰当的。

邵元冲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法官，为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厅长，这个职业是尤其需要“清正亮直”的。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邵先后做过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北伐军攻占浙江的1927年初，更是在他读过书的杭州做了市长（在邵元冲之前，还有过一任与浙江高等学堂有关的杭州市市长，那就是在他们这一拨学生入学前后做过校长的吴雷川）。但也正是因其所谓的“悃愊”，1936年底应蒋介石电召去了西安，死于“事变”。

也是在那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学生，特别值得一提。以何炳松和“两邵一陈”来比较，他更接近于前者，也是个教育家，而且是更纯粹的教育家。虽然其入学之初的梦想是要做个文学家的，但是毕业后，在1914年前往美国留学的轮船上，他选择的攻读方向已经是教育学了，同行伙伴中与之最为投契者，便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陶行知。

这个学生叫郑晓沧。作为中国科举的最后一代秀才，府榜题名那年他还只有15岁，也是被保送进浙江高等学堂的。或许在杭州就读期间，郑晓沧并不像“两邵一陈”那般显山露水；也不像比他大两岁的何炳松那样，是谓“无试不冠军”的佼佼者，但是从郑日后一生的走向来看，却是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这所学校。郑晓沧是1918年从美国带着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的，在经历了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和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的数年教育实践，从事过教授、校长、院长等职务后，于1927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此后的50余年，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浙江高等学堂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从1914年暂时停办，到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的1927年，中间虽然是一段过渡时期，但其经脉却并没有因此而断裂，除去相应时段的留学与寻求，郑晓沧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毕生全部奉献给了母校，因此对这座中国著名大学来说，他是个史志性的人物。

金庸曾经有过一段回忆，就是关于郑晓沧的：“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人》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金庸提到的这三本书都是美国作家奥尔珂德的小说，由郑晓沧翻译出版于1933年。郑之所以选译这些作品，并非仅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还在于这三本书都属教育小说。至于对国外教育学专著的译介，尤其是留学美国时直接受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的原著，如《予之教育信条》、《杜威氏之教育主义》、《儿童与教材》、《杜威教育哲学》等，数量就更为可观了。说郑晓沧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宗师，毫不为过。

像郑晓沧这样的教育家，出自浙江高等学堂，显然得益于那个时期学校师资的丰沛。陈布雷说到教授地理的张阆声时，感念之情溢于言表：“吾独深慕乎先生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亘30年不能忘。”张阆声即张宗祥，也是海宁人，对郑晓沧就更是师长兼同乡了。张宗祥去世后，郑晓沧写过《悼念张师阆声》诗四首，中有“欢笑堂前语，狂吟醉后歌”句。

张阆声别号冷僧，海宁人素以“武有蒋百里，文有张冷僧”称之。其时像张阆声这样的各地名流大家，执教浙江高等学堂者甚多，如“杭州瑰宝”邵裴子；“吴兴三沈”中的沈士远、沈尹默；创建南社的陈去病（陈佩忍）；“浙东第一校”储才学堂之首任监堂杨敏曾等，都在其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ornbeck）先生，亦曾受聘担任主科教员，据说其每日授课，必先翻阅参考书籍数十页。名师济济一堂，学子桃李争春，才俊迭出，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