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沈乃熙还只有15岁，身体瘦弱，个头矮小，名副其实一个少年，入校前在杭州太平桥一家泰兴染坊做学徒。沈乃熙家住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在本地读过几年私塾和初小，后去了德清，在那里的县立高小读到毕业，回杭州做了8个月的学徒后，再获德清县公费保送，进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为什么没有在毕业的当时就被保送呢？想来或许是保送这档子事，除了品学兼优外，也还得另有个说法才是，染坊学徒就是一个说法吧。沈乃熙是被保送去学本行的，读的正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染织科。

以沈乃熙当时的年龄和学历，应是先进预科，校址不在场官弄，而是在相距不算太远的马坡巷水香阁，是为分校。这倒是让沈乃熙很高兴，因为马坡巷里的小米园正是龚自珍的家，对这位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沈乃熙心有所属，此前也曾读过龚的《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作品，尤喜其诗中时常会出现的“剑气”、“箫心”、“少年”等意象，像“一箫一剑平生意”、“少年击剑更吹箫”这样的句子，几能随口而出。沈乃熙在他当年的那个年龄上，思想是激进的，当然也就很容易地和龚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自信和期盼产生了共鸣，早早地就表现出了革命的倾向。

与思想文化活跃的“浙一师”相比，传授工业技术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属于比较保守。改名夏衍后的沈乃熙曾经回忆说：“一师、一中是进步派，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学校则是保守派的代表。我从保守派的学校里被吸引过去，是由于同学孙锦文的介绍。”那时候的夏衍经常读《新青年》一类的杂志，孙锦文发现后，就介绍他去拜访沈玄庐和沈仲九。沈玄庐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读者和作者之间，自然不乏话题；沈仲九则送了一本克鲁鲍特金的书《告青年》给夏衍，对夏衍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了、太黑暗了，非彻底革命不可，这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新派’的队伍中去了。”夏衍一生的革命经历正是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始的。

这所学校中的先进青年，除了孙锦文、夏衍外，还有汪馥泉、蔡经铭、杨志祥、倪维熊等，他们当年做的最重要当然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情，就是和浙江一师的俞秀松、傅彬然、施存统等学生，办了一份叫做《双十》的刊物。先是旬刊，出了两期后，又经沈仲九的帮助，在平海街省教育会借用了楼梯下的一间耳房集会，商议改为周刊，易名《浙江新潮》。刊物上的文章，多数是学生们自己写的，浙江一师的学生和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所写文章的内容，也各有不同。譬如傅彬然写的是《废孔》，蔡经铭的文章，则在揭露杭州纬成公司和一些丝厂、铁工厂资本家的剥削面目，而夏衍却是以“沈宰白”的笔名，先后在《双十》和《浙江新潮》上发表了批评杭州四家日报的文章和随感录。这份刊物上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认为“《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家报纸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引文中的《非孝》系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所作，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后来被称之为“南方五四运动”的“一师风潮”。运动之后，夏衍怀着“工业救国”的梦想，去了日本求学，保送他出国的，就是校长许炳坤。

染织是一项制造美丽的职业，到甲种工业学校读染织科的，应该不会全都是男学生吧？但“甲工”曾经有过哪些女学生，手头却无资料可寻，只记得以前看到过一段回忆文字，有人说他熟悉的一位前辈女教师，当年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在这位老师家里，他还见到过一幅照片，是读书期间几位女学生组织演一个话剧的剧照。演出结束后女孩子们合影留念，都非常年轻，老师尤其眉目清秀，身着旗袍，姿态娴雅，卷曲的短发，青春美丽。回忆者写那段文字的时候，老师已经过世多年了，他因此感叹说：“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首越战时期流行的老歌，据说最早是一首乌克兰民谣，受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摇篮曲的启发而创作，20世纪60年代初经美国民谣之父皮特·西格改写成反战歌曲。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时期的女学生鲜为人知，但在男学生中，后来卓有成就者却不在少数，除夏衍之外，还有教育家、翻译家汪馥泉，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常书鸿，实业家都锦生等。1920年秋，因学校自开办以来成绩显著、校誉亦佳，经浙江省议会咨请政府批准，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工专），增设电气机械科和应用化学科。在此后的学生中，更是出了地球物理学家、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化学家、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汪猷，两人分别毕业于“浙江工专”的电机科和应用化学科。

从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到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许炳坤先后担任了13年的校长，直到1924年春才因病请辞。夏衍说五四前后杭州的学校“形成了新旧两个阵营”，“我念书的那所甲种工业学校则是保守派的代表”，并且认为两个阵营的对垒“主要是各学校的校长之间”。这应该还只是一个方面，拿许炳坤与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相比，许也许真的是不那么激进，但若是从更多方面看，譬如往前推进10年，就“神机军师”许缄甫参加鲁迅等人发起的“木瓜之役”这一点而言，他非但不保守，并且还是其中一个有谋略的人物。后来的许炳坤是主张“工业救国”的，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那次事件之后不久，就萌生了兴办工业教育的念头，及至赴日留学，回国奔走，学校终于办起来，到“甲种工校”时期成了气候。想来许炳坤只是希望安安稳稳办学，不关心也不参与其他事情，这是否就因此而显得保守了呢？

可惜关于许炳坤其人其事，现在还能了解到的，实在太少。但作为浙江现代工业教育的推动者，他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有针对性的，强调的是“手脑并用”的方针。所以从该校出去的学生，动手能力特别出色，杭州最早的几家铁工厂的创办，丝绸生产机械的改造，以及上海、嘉兴等地的绢纺厂的兴起，都有着他们的智慧和贡献，尤其是对丝织工艺的改进。许炳坤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创办经过及其影响》，文章中说：“丝织风景、照相、美术、图案等，始于工校，成于都锦生。”表达的意思，既有教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也体现了一个世界级品牌在杭州的诞生有着怎样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