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锦生是杭州茅家埠人，比夏衍早两届，毕业后留校，任图案课教员，当时还只有22岁。茅家埠距西湖一步之遥，顾名思义，也是西湖的一个船埠。自小生活在这里的都锦生，与周边景致朝夕相对，总想除去绘画、摄影外，还能用别的形式来展现西湖之美。在甲种工业学校，他读的是机织专业，恰好具备了这方面尝试的可能。至于是许炳坤看重都锦生的潜质，聘他留校执教，还是都锦生喜欢甲种工业学校的氛围，向许表达了意愿，这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确给了都锦生一个平台，在随后的教学与实践中，经反复试验，都锦生于1921年亲手织出了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次年5月，又在茅家埠自己家中创办了日后驰名世界的都锦生丝织厂，创作的织锦《宫妃夜游图》获1926年费城国际博览会金奖。

和都锦生这样的实业性人才相比，常书鸿日后作为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的身份，似乎与甲种工业学校的关系显得不那么直接。常在入校前就喜欢画画并且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就是美术课。其时“甲工”已改名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做了两年美术教员，常书鸿出国了，时为1927年6月。那个时候留学，大多数人会选择去日本，也有美国和英国，然而常书鸿去了法国，常对法兰西及欧洲绘画艺术充满着向往。

常书鸿的这段留学生涯，不仅成就了他的画家理想，更是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走向。去法国之前，常书鸿的目标专业除了绘画外，还有染织图案，这显然与他在工专的教职有关，或许也还有学成后回来复职的打算。但是当他5年后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随之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劳朗斯画室再学习时，对于日后回国去向的打算已经不在杭州了。因为偶然看到一本法国人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见其中的许多珍贵文物流散异邦，常书鸿为之痛心疾首，暗下了去往大漠荒野中的敦煌，守护并研究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的念头。虽然这个夙愿直到1943年春才得以了却，但却一去50年，无论怎样的艰苦卓绝、命运多舛，都始终长相厮守，不离不弃。

像常书鸿和都锦生这样毕业于工专又执教于工专，倒也不只是因为当时学校师资匮乏。许炳坤这个人是很严谨的，对学校教师的聘任非常讲究，光是学问好还不行，教学上也须得法。自己学校培养的，对校风的传承自是有其优势，但还须诸多有声望的学问家加盟，才更能显示一个学校的实力。在许炳坤时期，数学家陈建功、化学家吴钦烈、冶金专家徐守桢等，都曾在校任教。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之一的徐佩璜，也做过兼职，和他同批赴美的胡刚复、王琎等，后来都是浙江大学的名教授，陈建功更是自1929年后，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由此亦可见两校间的学脉之系。

许炳坤1924年因健康原因请辞工专校长时，对于挑选继任者，是颇有一番斟酌的。据说工专的学生不让他走，除非新来的校长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品德高尚；二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是富有社会活动能力。设想过的几个人选，用许炳坤自己的话说，“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似乎都不理想，最后他推荐的是徐守桢。徐是留美的，学的是冶金，在汉冶萍公司做过高炉工程师。这家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的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成立于1908年，至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拥有7000名员工。徐守桢在职期间，每天都要登上铁桥进行高空作业，从不间断，这一点令许炳坤甚为钦佩。许对一个人的行为相当看重，认为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满腹才学且不惜身先士卒。

徐守桢这个校长只做了3个年头，到1927年春，改由李熙谋掌校，但也只是几个月的时间。那一年的7月，第三中山大学在杭组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其所属之工学院，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到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可谓顺理成章，就在卸任校长的前两年，许炳坤有过一趟欧美之行，是去考察教育和实业的，回来后在校内实行了许多新举措，除了学制上有所变动，还开始实施学位制：凡本科毕业成绩优等者，均授予学士学位，而且前三届的毕业生，各科成绩75分以上，总平均分90分以上者，也给予补授学位。这也许还只是形式上的借鉴，至于教学上的措施，就更是严格了，课程设置完全依照美国的工科学院制度，使用课本皆为英文原版，感觉上这甚至比现在的大学还难。许炳坤提出过一个“理想上完全工业人才”的标准，有五条，分别为“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毅之精神，敏活之动作”，这些要求不仅很高，排序上也相当耐人寻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亦毫不过时。

按照竺可桢1946年的说法，浙江大学创办于民国16年，即1927年，以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既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而成，地点也依旧在大学路蒲场巷一带，那么浙大之历史渊源，完全应该上溯到最早的求是书院。事实上竺可桢掌校后定“求是”为浙大校训，也正是表明了其本人对这一传承的赞同。在求是书院至浙江高等学堂（学校）后的沉寂时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风生水起，显然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为第三中山大学的前缘明确了指向，也留下了讲述浙江大学本事之前不可或缺的序篇。

杭州大学路是一条不算太长的南北向街道，从仅存一幢建筑的求是书院遗址到旧迹全无的场官弄，也就那么百米光景，但是从清末的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中等工业学堂、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再到五四运动后的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加上再后来的中医学院，这一片地域完全可以称作是浙江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街区，只可惜保存下来可供缅怀和追思的直观事物，却已经几乎没有了。除了大学路、老浙大直路、老浙大横路这样一些地名尚能给人以点滴遐思外，那些当年曾盘桓于此、激扬文字的学界名流、莘莘学子之风姿神韵，也已是怎么想象都无法清晰地感受到了。然而在这一带走来走去，街巷里弄虽不再是先前的格局，但那些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经脉，却仿佛依旧隐显着彼此的走向及牵连，犹如风声，犹如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