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三年，余在浙江高等学堂正科毕业，以请病假扣分，只得第四名，未有学校特颁之奖品，同学咸为不平。邵先生招余往，慰勉备至。谓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尔，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邵先生且谓余非不利于考试者，然学问贵有真实之造诣，尔天资不居人下而沈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众师之望。邵师平日遇余最严，在同级中对余最不假以辞。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终身感之不能忘。……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陈布雷的《回忆录》，文中提到的“邵先生”，便是他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期的英文教习、教务长邵裴子。陈布雷离校后很少与邵裴子再见面，但心里始终惦记，称其为恩师，在外见到浙江熟人，必定会托他们带信问候。

不过邵裴子倒是很少对人说起陈布雷是他的学生，别人说到“布雷先生问候邵先生”时，也总是淡淡一笑说：“他太客气了。”但是后来听到了陈布雷自杀的消息，邵裴子老泪纵横，言道：“他一死，国事前途可知矣！”

邵裴子是1909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学的是经济学，却又带回了一个文学学士学位。那一年是宣统元年，19岁的陈布雷已经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了，新进校的英文讲习邵裴子仅年长他6岁。说是新进校，其实也不然，邵原本就是浙江高等学堂前身求是书院的学生，校园依旧在城东蒲场巷，环境熟悉而亲切，学生亦如同当年的自己，一切恍若从前，像陈布雷这样学业优异、思想活跃的学生，他自然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陈布雷对学校的师长，也一向很是尊爱。吴雷川自不必说，陈能够进入“浙高”预科就读，正是吴以学堂监督的身份特例准许的。预科毕业时，吴雷川还专门为之把酒祝贺，令陈布雷感激不已；德文教习张褧伯，也是一个。辛亥革命前一年的秋天，已经剪去发辫的张与陈布雷等几名学生泛舟西湖，一句“君等奈何犹留此可耻之纪念物于脑后”，让他们感觉难堪，回校后当即相率剪了辫子；但以“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为陈布雷“独深慕乎”者，实乃教授地理的张阆声先生，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是“亘30年不能忘”。

张阆声即张宗祥。《杭州日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说杭州从前有“三大地保”，分别为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据说历届浙江省主席到了杭州，都要登门拜访这三位先生。”三位先生中，真正是杭州人的，只有邵裴子，马一浮系绍兴籍，张宗祥则为海宁硖石人，将他们以“三大地保”称之，想来是因三人作为学界名宿，一生的重要活动都在杭州，并最终定居杭州。但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地保”这个词的注释，却是“清朝和民国初年在地方上为官府办差、压迫人民的人”，这显然不是那篇文章中的“地保”的意思。马、张、邵三位都是杭州西泠印社中以学术立身的学者型篆刻艺术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社恢复活动时，被人称之为“湖上三老”，这倒是贴切的。

在这之前，我还曾见过另外一说，据称是流行于抗战之前，有两位先生人称“杭州瑰宝”，一个是马一浮，一个是邵裴子。将邵裴子与马一浮以“杭州瑰宝”并论，无疑是出于邵作为著名教育家，对于浙江大学的创办功不可没，学问与人品俱佳。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时慕名求贤，力邀邵和马一浮执教国立浙江大学，显然正是基于坊间的这一美誉，并且自己也是认同的。

邵裴子之于浙大，意义非凡。他是国立浙江大学前尘往事的见证人，也是创办之初的奠基者，更是蒋梦麟掌校时期的副手和蒋梦麟之后的掌门。虽然在邵裴子和接任前的竺可桢之间，还隔着两任为时不长的校长，但国立浙江大学的学脉却因了两者的殚精竭虑，得以萌生、确立和光大，由邵开创的文理学院，在蒋校长时期就设有8个系，可谓整个学校半壁江山。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先行者基本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尤其是担任大学校长的，除了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名望，在办学理念和方法上，大多受日本或英美等国影响，彼此间差距不远。就像蒋梦麟五四后前往北大代替蔡元培行使校长职权，几乎没有任何的缝隙，很快就衔接上了，后来做了国立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贯彻的也是蔡提倡的“民主办学，教授治校”之精神，对邵裴子来说这显然也不是什么绝招，就其“学者办学，舆论公开”的主张而论，本质上可以说和它是一回事，但具体施行起来，又到底还是因人而异的。譬如礼聘人才，邵裴子就自有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数学家苏步青1931年初从日本留学回国。他是带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回归的，在他之前，获该校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仅陈建功一人。陈是绍兴人，回国前就打算前往国立浙江大学，作为学长，希望苏步青也能与之同校执教。陈对苏说，你得到学位以后要到浙大来，到浙江大学来。其时苏步青不仅欣然答应，且雄心勃勃地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许多年后，苏步青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说当时接到的聘书很多，“因我与陈建功先生有约在先：学成后一起到浙江大学去，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我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怀念，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故土，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而1931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正是邵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