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似乎很流行的说法，说是在台湾的某次北大纪念会上，傅斯年在其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又说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此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均为北大前后校长，其中蒋梦麟的在任时间最长。蒋梦麟五四运动后初到北大，是替蔡元培代行校长职权的。蔡元培5月6日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了辞呈后，于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并且在留给北大师生的一张便条上写道：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蔡元培引此典，自喻为马，那“道旁儿”就多少有些抱怨学生了，乘者因路旁小儿赞马快，喜之，乃驱驰至死，他是不愿意的。蒋梦麟到了北大，虽自谦“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却到底引领北大涉过了非常时期的一道险滩，尽管磕磕绊绊、如履薄冰，“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

后面的那两句话是胡适说的，在胡的眼里，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这当然都表现在他掌校北大期间。蔡元培当时就说了，五四运动胜利后的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但在蒋梦麟看来，其实还不光是因为学生们“为胜利而陶醉”，也在于“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个北大最著名的精神特点的负面：纪律弛、群治弛，他后来有针对性地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并取得成效，是一个奇迹。至于对胡适等文、法、理三个学院的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当然更是他有魄力、有担当的体现，所以孙中山曾预言其“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

蒋梦麟所具备的这些作为大学校长的素质，在他出任第三中山大学及随后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应该已经表现得游刃有余，因为此前他已在北大有过代理校长的实践。反过来说，因为有了蒋梦麟为第一任校长，国立浙江大学从一开始就把底子打扎实了。虽然蒋本人实际掌管校务的时间并不长，又鉴于大学区制施行中的不确定性，学校在开办初期似乎尚未显露锋芒，但是作为日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国立浙江大学在师资的拥有上，单是新筹建的文理学院，就已然令人惊叹：邵裴子、刘大白、钱宝琮、纪育沣、王守兢、孟宪承、俞子夷、唐庆增、袁敦礼、郭任远、钟敬文、顾功叙等，诸多文学、物理、化学、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才俊名流，济济一堂。院长邵裴子同时也是副校长，并在蒋梦麟去北大之后继任校长。

在今天，即便是描述性地复制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时的情景，也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不过在1927年，在新文化、新气象生如夏花的杭州，哪怕这是浙江近现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也不见得就一定会举行隆重的集会或庆典，就像事关该校决策的筹备会议是以泛舟西湖、扶风江轮的形式举行，谈笑风生的奠基者们并不以为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第三中山大学出现在浙江，可谓顺理成章，无论文化积淀、教育思想抑或人才资源，其无可厚非的条件都是显而易见的，几乎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但是就第三中山大学落户的蒲场巷而言，这样说也许又显得轻飘了，自晚清开明知府林启在此将普慈寺改为求是书院以来，先贤们为在杭州建立新式大学的梦想绵延不绝，其路漫漫，虽然这一夙愿的终于实现未能亲睹，然而“花开老庭院，鸟栖新枝丫”的喜悦到底也是莫大宽慰，没有隆重的集会或庆典，想必无碍蒲场巷气息的欢快弥散，杭州城东沿用至今的大学路，比任何热闹一时的庆祝仪式更能给人以深刻的记忆，尤其是一年后改第三中山大学为国立浙江大学，这条街的学府痕迹就再也抹不去了。

蒋梦麟是1927年初回到杭州的。上一年的4月，《京报》记者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后，他偶然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遂逃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暂避，数月后化装出京，到天津港搭英国商船抵达上海，其时沪杭铁路因战事中断，不得已又在上海待了半年，才转道返杭。如果没有这一趟的南下，他会不会依旧留在北大呢？这样的“如果”当然是不存在的，事实是回到杭州的这一年，蒋梦麟参与了第三中山大学的筹备，并就任校长，以至于国立浙江大学甫创之时就得到这样的一位教育大家为之掌门，幸矣！

顺便提一句，中国报业先驱、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烈士，1909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亦可谓浙江大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