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和平时期，女人无论在各个方面都不逊色于男人，在婚变上也是如此。男女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恐怕也就仅限于形式，一个是钝刀子割肉，一个是软刀子杀人。

一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拨通了何芳的手机。

我没有一上来就托她为陈岩找工作，这也是常年做商务工作养成的习惯，正经事都是放在后边不经意间才说出来，前边都是嘘寒问暖的铺垫。我说了一些“有段时间没和你联系了，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样，是否开心”之类的废话。

她听后呵呵笑着，毫不客气地说：“既然你这么关心我，那我们就见面聊吧，正好我今天晚上有空。”

我只好违心而爽快地答应了，否则我那开场白就显得太虚伪了。

我问她晚上六点半怎么样？她说不用那么晚，她下午和广告公司有个会，四点前肯定散，顶多五点就见着了。

我说那也好，就在东直门的俏江东吧，那样离你公司还近点。她说她不喜欢在外边，怕被别人看见说闲话。再往下我只能说在我家了，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担心被人杀个回马枪。

放下电话后我脑海里就闪出四个字—— 弄巧成拙。

说实在的，我挺怕和她见面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样可能会有损于她的家庭关系，在这方面我历来都想得开，家庭关系中的裂痕，一般都是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夫妻俩如果坚如磐石，那任谁也无隙可乘。我就是觉得跟她在一起特别不踏实，不知道会有什么接踵而至的不良后果。这不是我未雨绸缪，而是几近规律性的结果。

这话一说起来就得扯到中学时代，当时我们是同班同学。

原本她是个挺不起眼的女孩儿，至少在初三以前都是如此。没成想一上高中，她就像一夜春风吹开的桃花一样，出落得有模有样的，特像当时的日本影星栗原小卷。

她的迅速蹿红正好赶上了我始终鹤立鸡群的学识高度，于是她的秋波就毫无遮拦地越过众多暗恋者的头顶径自闯进我寻寻觅觅的视线中。到了我们彼此都完全能读懂对方眼神的时候，单独约会就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我们全班都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我俩始终处于目力所及的人流两端。我们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其认真态度足以让我们身边任何一个同伴都失去等待的耐心。等到我们走到唐朝展区时，身边已经空无一人了。

于是我合上笔记本，若无其事地走到她身边小声说：“大家都走了，我们也走吧。”

她面露羞涩，默不作声地跟在我身后。我们穿过空空荡荡的展厅，一直来到大门口。在那里她随我止步于阴影下，目送着同学们一一挤上公共汽车，然后才并肩迈出大门，走下石阶。

那天春和景明，云淡风轻。我们斜背着军挎沿着长安街一路向西，且聊且行，直到夕阳西下，彩霞满天。那绚丽的色彩照耀着我们年轻而俊秀的面容，也映衬着我们彼此相悦的神情，引得过往路人不时为之侧目。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班主任，那个年近五十，却目光敏锐的“刘老太”，她当时正坐在一辆行驶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上。

这事当时我是不知道，要是知道我就得说，怎么偏偏让她给撞见了？换了谁都比她要好。因为她太传统了，传统到有时我都觉得这个社会如果倒退个十几年应该于她最合适。依她看，我们这样的举止就是“作风问题”的苗头，更何况我还在课上没事就给她捣乱，她要能放过我，我都觉得怪。

第二天早自习刚完，刘老太就把我叫进了教导处。我一瞅她脸上那副成竹在胸的表情，立刻就陷入东窗事发的疑虑中，并进而抱定了后发制人的决心。

这之后我们就一句递一句地过招，随着她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我的突围线路也越来越清晰。最后我照着她的要求把我的回答写在信纸上，统共也就不到两行字：

下午五时许离开博物馆，坐车回家。中途在西单下车，去书店买书。然后因车站人太多步行到礼士路坐车，途中碰到何芳。

她让我在下边的空白处签上名字，然后将信纸抓在手里冲我晃动着说：“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还有何芳呢？”说罢她押着我回到教室，又把何芳叫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