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每次看对我来说都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都会引发我对生命的敬畏和思考：我的生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最后要到哪里去？名和利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吗？

我的价值观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一方面，我们应该勤奋踏实工作，创造财富，实现人格自由；另一方面，不能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我也算是经历过很多事的人，知道要寻找快乐之源。

最重要的快乐，我觉得就是互助和责任。我后来创办企业，有了一些钱，就想做一些善事，尽一些社会责任；我不需要张扬，这是内心的一种召唤吧，否则我会觉得难受。

想想看，家财万贯不过一日三餐，你若一天吃十餐，一定被撑死；广厦万间，你睡的不过就是一张床，你若睡十个床，两个小时换一张，那你累死去。我们有物质需求，但那并不是我们的追求。

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们也必须负起责任来，其实风尘仆仆一路走过来，我们的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会对财富看得越来越淡，会对快乐和责任看得越来越重。我也曾公开讲过，以后我的财富会全部捐献给社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到河北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写的一篇题为《王永庆为什么不写遗嘱》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当我们拥有了巨大财富之后，财富究竟去向何方，就涉及人生境界的提升问题了。我们常说奉献，如果让穷人去奉献，他们也可能奉献，但数量很少，当富人去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能做很多的善事。我们应该研究从穷人到富人、从富人到奉献者的境界演变，从穷人变成富人，人的境界没有变化，只是在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实现了功利的目标。从富人变成奉献者，人的境界就有了升华，品位得到了提升。”

“有人说，把财富带进坟墓是自己的耻辱。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完成了从穷人到富人的转变，没有实现从富人到奉献者的转变，同样也是一种耻辱。”孙大午的这番话引人深思。

中国这些年的平民慈善现象也令我感动。好多人并没有什么钱，但一样在帮助别人，这种平民之间的互相关爱是最值得尊重的，这才是整个中华慈善文化当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汶川地震后，这种事情集中涌现，我拥有的几个工厂，并没有做任何硬性规定或要求，甚至还没有做呼吁的时候，不少工人就开始自愿捐款。

在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办慈善晚宴的同时，当时北京还有另一场晚宴，叫做“平民慈善晚宴”，人均消费只要38元，参与者都是普通人士，好多人是公司下了班，学校放了学，或是商铺收了摊后赶到现场的。北京一所民办学校的一位名叫李占清的老师说，富人或精英主导的慈善事业，在中国可能占到20%左右的比例，“留给我们平民慈善的空间将近80%，所以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有意义，而且空间是非常大的。”

顺便一提的是，这场“平民慈善晚宴”上，最前面的两个座位一直是空着的，为谁留着呢？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留着，当然他们不会来参加，以后会不会来，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我们的文明意识也还在，亲戚、邻居、朋友只要有危难，都会伸把手，只是还没有上升到慈善的理念。

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缺点都可以改，而我们的优点却一直被掩盖 欧美人误解我们太久了。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难道现在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吗？绝不承认。我们现在要做的，一边是担当更多的责任，一边像鲁迅说得一样，去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让更多人哪怕通过见微知著的事情重拾自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绝不是一句空话。